城镇经济管理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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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城镇化建设现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观我国近三十年的城镇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2000-2012 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35.88%增长为52.27%，年均增长率为1.34%。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D80%)，我国的城镇化率这些数据有所接近。但是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左右，是相当低的。

而数据背后，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科学规划，欠缺顶层设计，表现出布局不合理，区域间不协调，城镇定位不清，职能类似;缺乏产业支撑，导致空心村现象出现;将城镇化简单等同于造城运动，追求政绩而不顾成本后果，结果配套基础设施欠缺，社会保障等严重滞后。如此，农村城镇化后，土地资源浪费了，环境污染了，农村不像农村了，农民生活压力增加了。

显然，这样的城镇化不是我们的初衷，并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源，更有悖于和谐社会的主旨，所以，必须修正更改，于此，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新型城镇化内涵解读

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 。新型城镇化之“新”，是要有别于以往的“造城运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镇质量上来，不仅是“人的城镇化”，更应生态的城镇化。

当前，他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扩大内需，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同时要彻底地解决制约三农问题的根本因素，提高农民收入，转变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农民生活环境，让农民过上幸福的日子。

新型城镇化最基础和最核心地位就是农村的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是要使农民向不同层次的城镇转移，逐步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没有差别;通过置换补贴补缴，将旧址变更为耕地，增加土地的面积。一方面能够把更多的农业、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农业土地的集约化，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三、农村城镇化建设建议

新，体现在要把城镇化本身的过程与解决过去城镇化出现的问题的纠偏方案结合起来，推进更高质量高效率的城镇化，而最终落脚到人和生态上，却不能搞一刀切、搞大冒进，要有条件的先行，无条件的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在具体实施中，有以下建议：

1、 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要搞好建设，规划首当其冲，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是每一个城镇即将面对的核心课题。

国家层面制定出战略规划目标，地方政府基于区域整体发展制定区域综合发展战略规划，这组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划，同时还要包含城市建设规划。规划要以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的双提升作为主线，整合社会、生态、经济、人文等重大问题，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要着眼于整个城镇群的协调发展，以对原有城镇群的优化整合为主，在有条件的地方要有效地实行就地城镇化，依据本地区特点构建特色城镇，要以产业为中心;规划出的各类城镇，职能类型要明确，每个城市都要有独特的特点，彼此之间要相辅相成，不能替代，有分工，更有合作。

2、以产业支撑为前提

产业是新型城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城(镇)一体化，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中一种广泛认可的模式。农民无论以哪种形式城镇化，最终要能解决他们变为居民后的生活压力。所以必须让产业来牵引城镇化。

农村城镇化要以农业产业为基础，构建现代化大农业。在具体产业选择上，须因地制宜，依据本地域的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产业群，招商引资要以低污染、高就业、高附加值、本地资源优化、产业集群化等作为选择的主要标准。

3、完善土地确权

农村城镇化中，土地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同时也强调要“始终注重保护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进行了确权后，农民才能清楚自己的家底。才可以通过有偿转让、流动或抵押，使这些资产流动起来。也才会使土地真正得到集约化运作，一方面农民可以脱离农业，另一方面，可行的方式是农民以自己的土地确权进行股权投资，这样，变为居民的农民可以依托本地产业获得生活来源，同时通过获得分红，实现带资进城，这个是解决他们生活的根本依靠。

4、解决户籍问题

户籍成为农民工进城的重大拦路虎。户籍体现了不同区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差别。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了，缴纳的与市民一样，贡献的不比市民少，但是难以真正享受到的市民福利待遇，如医疗、子女就学等。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系统过程，包括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福利制度的改革，所以要配套协调，而不能头痛医头。同时还要进一步放开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更要降低农民落户的迁移成本。最终使各地的户籍可以随便流通，使劳动力资源、农民工和城镇化有机衔接起来。让农民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5、以生态化为目标

新型城镇化是生态化的城镇。这种生态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生态，还有人文、社区环境的生态。不仅包括硬件上面的生态，还包括软件的生态。是由外延到内部纵深演绎的。

要依据本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建设生态城镇，生态产业。要优化配置，合理利用，节约资源，提倡绿色利用。

四、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小城镇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乡镇企业传统发展模式中固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目前，应继续运用积极的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挖掘出口潜力，通过制度创新，及时实施结构性调整，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和更大的空间。

2.大力发展城镇非农产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城市化是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城乡人口结构空间布局的调整过程。

3.改革城镇的管理体制。要积极探索适合小城镇特点的新型管理体制，小城镇政府必须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建成职能明确!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要转变镇政府的职能，镇政府集中精力管理公共行政和公益性事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

4.要加快城镇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小城镇人口的文化素质。小城镇是我国农村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小城镇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促进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镇档次品位具有重大意义。要提高城镇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必须加快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正常的教育经费。

参考文献：

[1]魏后凯. 现代区域经济学(修订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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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7-0072-05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就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因为进城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在乡农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农民工研究的视角主要放在进城的那部分农民工上。本文中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业打工或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人群。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日益凸显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出（或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主要以“体力型”输出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复合型”输出为主转变[1]。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适应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城市就业面临由原来单纯的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的升级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力度[2]。珠三角区域的“民工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却在于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之间的矛盾[3]。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培训来源于内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现在低素质农村富余劳力的“无限供给”与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实紧迫性[4]。

可见，农民工培训是继农民工在城镇“准入问题”以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早期研究侧重于事实描述和对培训必要性与意义的浅层分析；近期研究主要从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主体、需求内容与培训方式进行细致解构，同时从现实和所得实地调查结果入手，形成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效率、培训体系和效果的反诘。如果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研究为主线，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可以归纳为图1。

图1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研究间的联系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问题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都将政府作为培训开展与服务提供的主导者，目前开展的农民工培训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5]。但是，近几年针对进城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开展的“阳光工程”、“春风行动”和“雨露计划”等政府培训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方面的低效率与力不从心。曾晋莹、李锡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农民工培训产品和服务，则极有可能出现“政府失灵”[7] 的现象。

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未能综合考虑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现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训方式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的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而已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偏好“师傅带徒弟式”的培训方式。其次，培训内容落后，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对培训内容的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不仅注重对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对发展技能的学习，而目前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为主。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把政府作为唯一供给主体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等办法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某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失衡。E.C萨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摆脱政府公共服务低效率和资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积极实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建立起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8]。由此来看，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机制、模式本身必须创新，而这种创新包括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产品的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

在这方面，学者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其一是成立专业培训机构；其二是由用工单位为在本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开展培训。也有学者研究了新时期高校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可行性[9][10]。总体来说，尽管目前已经大量存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的现实，但已有研究主要还是限于对政府供给主体的考察，对于民间供给主体则尚处于理论论证阶段，缺乏实证分析。

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问题

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因素的分析和归纳上[11]。不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需求。许东风、眭鸿明对江苏省3个城市农民工学习情况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93%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希望参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12]。苑国栋、李彤分别对上海、山东两地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其结果也表明农民工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对具体培训需求内容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较少。实际上，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中，供给者必须以农民工的需求内容为出发点提供培训服务，如果无视农民工的真实需求，那么，就难以实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均衡，从而难以达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优供给。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农民工的求职需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正在由亦工亦农兼业为主向全职从事非农就业为主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转变。陈微指出，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参与培训的内在动因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职业稳定性和发展自我[15]。杨艳红、熊刚、戴烽指出，尽管目前农民工对生存性知识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识、实施政策、医疗保健、经营管理、创收致富经验等发展性知识，也进入了广大农民工的选择范围[16]。李雪调研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对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法律知识（57.8%）、创业知识（56.5%）也产生了浓厚兴趣[17]。

总之，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生存技能层面；而且新一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表现出了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的需求差异。

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

在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筹资问题的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以国家投入为主，并且存在总量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8年间，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资金支出累计达到80亿元，培训人数为2650多万，人均补贴约301.89元，这与实际掌握一门技术所需要的经费（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资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经费往往浪费在一些培训质量低、培训效果不理想的项目上；二是经费存在被挪用的问题。

针对此，学者们普遍认同应当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以及社会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李培林建议，国家应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培训经费[19]。姜长云基于农民工培训需求和供给的研究视角，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存在供求错位问题，应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融资渠道[20]。张扬从农民工培训准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大受益者，理应承担投入的大部分，但企业和个人作为培训的直接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份额的教育投入责任[21]。何筠、徐冬梅、吴学平等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资金不足的关键是建立培训投资分摊机制，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同样，张翠莲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现实困境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发挥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合力，统一参与意愿，使农民工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培训成本三方分摊，最大化地发挥三大利益主体的协同效应[22]。

以上研究大多是从理论上阐述、论证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等各方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进行准确界定，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多重制度和对策。而这些问题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和突破。

五、解决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归纳起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解决我国农民工培训问题需要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顶层制度设计[23][24]。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形成政府买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点和培训内容的格局；建立“补偿教育”制度，为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补偿性教育。二是完善农民工培训供给体系[25]。在发挥政府主办的各类学校在农民工培训中主渠道作用的过程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办机构开展农民工培训；同时，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组织协调机构，整合各种培训机构的优势。三是创新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26]。充分了解农民工的需求，从农民工的普遍利益出发，抓住农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们所渴望的培训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绍兴市首创的“三单制”培训模式：“学校出单”，即学校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不同就业要求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开发超市化的培训菜单，力求培训与市场结合；“企业接单”，即力求培训与就业结合；“政府买单”，即力求培训与经费保障结合。四是创新培训投入机制[27][28]。一方面，坚持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培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采用公共和个人联合供给且联合融资模式，实行国家补贴机制，如发放教育培训券等。五是构建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价机制[29][30]。首先，加速专项立法工作，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监测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制。其次，设置农民工培训服务质量标准，并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专业设置、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学员技能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调查统计，与目标规划进行对比，看其指标完成情况，并据此进行评级。最后，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细则和标准，建立长期跟踪考察制度，再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

六、结论

以上主要是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总结了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既指出了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资金投入机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从各层面和维度提出了相应建议，对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实践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但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处，这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政府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当然供给主体。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条件下，把政府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给主体将使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必须将企业、民办培训机构等非政府力量纳入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研究中来，特别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当代农民工更加年轻，学历层次普遍提高，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也与第一代农民工大不相同。增强新一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内容的研究，应成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研究中的新课题。

第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培训的供给效率和供求均衡，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研究思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对于操作层次上的具体问题，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实证性分析。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农民工个体或政府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但是，由于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的研究理念对于解决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来，也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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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Analysis on Supply-demand Framework

MA Kai， PAN Huan-xue， QIN 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