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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11-23 09:05:44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1)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53―06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 Chines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reflection on cultur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Yan Fu's Original Strong and Tan Sitong'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eory,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t is favorable for clarifying the goal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to strengthen its actual effect, but it is likely to alter course in cultural thinking, leading to disruption and absolut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reflection thinking ; “New Citizen”;“New Culture”

文化是一民族的精神纽带。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形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国人置身于其中,“日用伦常而不知”,自然、亲切、亲和。同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文化不曾遇到过真正挑战,即使有所遭遇,比如佛教北上,最后也是在相互融合中逢凶化吉,因此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然而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主要是一批忧国忧民之士鉴于社会危机的频发以及危机应对中的屡屡落败,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当是文化问题。于是他们逐渐展开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希望由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反思的社会思潮。文化反思思潮活跃时间较长,影响很大,对其作专题研究,很有必要。是故本文对其作一探讨。

一 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原因

文化反思思潮在中国兴起并走向高涨,有文化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

首先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刺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始自明代中叶的传教士,但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西方文化最初较为零散和有限,且遭到国人的“群起非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列强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才挟其大规模涌入,人们也才对其有所认识并加以重视。

文化是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按照认识规律,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认识,必当首先起自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受,然后从物质文化进到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世纪国人感知西方文化是从其“坚船利炮”开始的。它使人们领略到西方国家有着中国远所不及的“长技”,带给人们“技不如人”的联想,由此导出了一场“师夷长技”的物质主义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因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哲学,仅仅着眼于器物制造,故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却未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而没有这种变化,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果不其然,洋务运动的成果未能转化为国家的对外实力,甲午战败即是明证。

甲午之战给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刺激。经此一役,“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缘于器物而且缘于制度,而少数精英人物则开始把视角转移到文化方面来。如严复当时明确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这是造成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着手,将此作为治本之策。“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严复:《原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17页。谭嗣同认为,国人长期以来被笼罩在“利禄”、“俗学”、“君主”、“伦常”、“群教”等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网罗之中,思想遭到禁锢,不得自由。他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网罗,争取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以为如此方是救国救民之道。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290页。梁启超则以羸弱之人易遭风寒为喻,强调中国之所以屡受外敌欺凌,根本原因“不在外而在内”。“夫各国固同用此主义也(即民族帝国主义),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有隙与无隙之分而已”。故欲抵御和解除外患,非从消除“内隙”下手不为功。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严、谭、梁诸人在甲午战争发生后均提出大致相同的看法和主张,表明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文化入手谋求救亡,开始成为人们的道路选择。

其次是内因的推动,这主要表现为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形势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梁启超有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而被“唤醒”之标志,乃运动的兴起。的发动者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并吸取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将改革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同时辅之以汰冗官、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使中国摆脱弱国处境。然而这一目标终未实现。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当事者的梁启超事后归纳出“分原因”共十三条,而视“总原因”为太后与皇帝“积不相能”以及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关于后者,他举发生于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身上的两件事来说明。一是张在否决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的提议后,回答对方“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的诘问时所言:“虽然,但其祸不可自我当之耳。若吾与君离湖南督抚之任,以后虽有事而非吾两人之责也。”二是当德人强占胶州,列强分割中国之议纷起之时,有人问张:“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答以“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启超认为,张之洞作为“大臣中最贤而有闻于时者”,于国事及改革之态度竟如此麻木不仁,“其他出张公之下数等者”更可想而知;这不仅反映出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自私,更反映出国民性的保守落后。既然如此,“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梁启超:《戊戌记》,《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181、213-214页。故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革思想家加大了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反省,开始朝“新民”方向努力。

失败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则将这种反省向前推进一大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致力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以为帝制,建立共和,政治目的就达到了,政治任务就完成了。孙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时间即宣布今日“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旋即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专心从事民生建设,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但是孙中山的饭鄄⒉槐砻餍问普娴囊慌纱蠛茫很快,民国在北洋军人手中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而且这块空招牌也几度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的果实为何丢失?民主共和为何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对此很难用革命不彻底来解释,而只能用文化原因来解释了。用文化原因来解释,即如稍后陈独秀所言,中国缺少一个国民运动。他认为,凡一党一派之所主张,只有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才能有所成就,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日本之维新,均起自国民之反抗运动,故而能够成功;反观“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共和也好,帝政也好,维新也好,复古也好,“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不过党派之胜负,于社会,于国家,则无根本之进步。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国民不关心个人权利,也不关心国家事务,暴露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有鉴于此,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文化作为突破口。他们以空前的文化自觉,以“运动”方式对旧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将“文化反思”推向一个新高度。

再次,传统文化本身的局限或缺陷,也是促使文化反思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许多不可忽视的优良品质和独特价值,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予以珍视和发扬。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其虽然与传统社会相适应,却有不少方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比如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伦理和等级观念,窒息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阻碍了民主、平等观念的生长;儒家倡导的“大一统”观念长期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对政治的民主化起着阻碍作用;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重农轻商的经济伦理,以及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无法为发展工商和科学技术提供精神动力;等等。因此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就日益显现,其固有局限也就日益暴露出来,此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便成为必然。就此而言,文化反思乃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是由传统文化自身的状况和特点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化反思思潮发展的几个阶段

本文所谓文化反思,是指时人在近代社会条件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缺陷进行检讨和批判,同时对西方文化予以借鉴,以求实现文化革新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活动。

社会思潮意义上的文化反思,集中出现于19世纪末年及其之后,然而作为一种现象,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即已发端,这就是龚自珍、魏源等开明士人对中国社会已步入“昏时”的提醒,

龚自珍:《尊隐》,《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以及对“伪饰”、“畏难”、“养痈”、“营窟”等种种“人心之寐患”的揭示;

魏源:《原叙》,《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第73页。而魏源对“夷之长技”的赞许以及“师夷长技”主张的提出,则表明时人开始认识到本国器物文化的落后。魏源的主张在二十年之后得到集体性回响。其时有感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一批洋务思想家发出“警世危言”,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广取“诸国富强之术”。他们的洋务主张以及同时开展的洋务运动,丰富了龚、魏当年的看法,在其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已经改变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大心态,开始正视传统文化主要是器物文化方面的不足,并致力于加以克服或改变,从而具有了文化反思的意味。不过应该看到,这一阶段上的文化思考总体上还较为朴素和直观,这是由人们的身份、地位、见识以及所处社会环境所致。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75页。这就十分明确地将国运寄托在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培养上,寄托在文化的革新上。

梁启超的文化反思除了体现在《新民说》一书外,还体现在当年由他挂帅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一场思想论战中。其时,梁氏用以反对革命和共和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国民性的落后,强调在此情况下,若行议会政治,议会必为少数人所操纵;若行政党政治,政党必成为少数人手中之工具;若行民主选举,则人民将视权力如弁髦,选举舞弊甚至武力破坏等乱象将会层出不穷。故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甚至也不能行君主立宪制,而只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470页。梁氏的这些观点遭到革命派的驳斥,然而其基于文化层面的思考较之革命派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却来得更为深刻。

梁启超以“新民”为题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在当时影响甚大,它“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1页。在梁氏带动下,文化反思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并在社会上激荡开来。

接下来,再过不到十年,在民初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文化反思的高潮到来了,这就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当时正值袁世凯当政,思想文化界沉渣泛起,尊孔读经以及孔教国教化鼓噪搞得社会上乌烟瘴气。此时陈独秀、、胡适等一批进步文化人敏锐意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的反动,根本原因却是广大国人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处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据此他们认为,要改变目前状况,就要启发人们的“政治之觉悟”,不仅如此,还要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使之认识到纲常名教“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与近世西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道德政治极端相反;认识到“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从而自觉与纲常名教决裂,成为具有独立自主自由之人格的现代国民。他们把这种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指出:“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最后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正是为了启发人们的“伦理之觉悟”,他们对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发起猛烈批判,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进行热情歌颂和提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关于新文化运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毋庸赘述。这里只须强调一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实质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次全面深刻的文化反思运动。它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省视,对其中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观念得到张扬并在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当中逐渐树立起来。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成绩和达到的高度,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反思达到的高度。它标志着文化反思思潮达到高潮,也预示着这一思潮行将退去。

三 文化反思思潮之反思

文化反思思潮的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其他许多社会思潮相比,它的活跃时间稍长,前后共计二十余年。但它又和它们一样,从特有的角度映照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其本身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的烙印。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反思思潮与社会政治形势及政治变动的紧密联系上,即文化反思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副产品,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诉求。如前所述,文化反思思潮在晚清出现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本来就是与几大政治事件密不可分的。甲午战败、戊戌、帝制运樱直接导致了这一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把人们的思考引导到文化方面来。这反映了近代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思维习惯,即当政治出了问题,便到文化那里找原因;而实际的现实政治状况又确实表现出与文化相关。故而人们从政治转向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人们认识深化的表现。不过如此一来,也容易造成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化思考难免受到政治形势的规约,政治诉求直接转化为文化诉求,文化思考的独立性便打了折扣。因此尽管文化解决方案一般来说旨在治本,但最后结果却无法满足这种诉求,只能停留在浅在的实用层面;而且文化思考总是跟着政治形势走,政治形势一有变动,文化运动也就退场。于是我们看到,在历次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有一点则大致相同,即反思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缺乏价值层面的探讨。比如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出现的严复式文化思考,主要是在与国家富强相关的问题上作文章即所谓“原强”。严复虽然敏锐发现了“自由”的意义,且用“自由不自由”解释西方所以富强和中国所以贫弱的秘密,但没有由此深入下去,因而自由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反而被富强逻辑所遮蔽。谭嗣同在维新运动的背景下呼吁冲决网罗,表现出与传统势不两立的冲天气概,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是现实的又是宗教的,而他将批判矛头指向旧的伦理纲常又与他儿时的家庭遭遇相关,故而虽然声称要冲决网罗,实际上只是将其撕开了一个小小缺口。梁启超从对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洞察到国民性的重大缺陷,为此提出“新民说”,把国民性改造问题突显出来,从而有力提升了文化反思的水平,但是他的许多观点是与当时的思想论战同步展开的。文化反思被用作工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导致其一些看法不免有绝对化之嫌。新文化运动更是如此。鉴于袁氏上台后的政治反动,陈、李、胡等进步知识人发起了一场基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反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声势颇大,规模不小,发动者也尽量避免“批评时政”,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实际上仍未能脱离政治的羁绊,以致文化反思带有相当程度的情绪化色彩,而运动本身也只是“昙花一现”,其阵地很快被“卷土重来”的政治运动所占领,文化反思潮流就变成涓涓细流了。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7-0005-02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矛盾。一是教学内容与中学有不同程度的重复,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针对全国通用教材,如何搞好国史与地方史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和把握,是上好“纲要”课的基础和关键。而了解和学习作为河南地方史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州文化,更是河南本土高校教育引导学生提升爱国爱乡情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成果

河南古称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别称“中州”,又称“中原”。今言中州者,实为河南省之谓也。[1]古之“豫州”,今之河南,是中国九州和大中原的中心地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1840年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而来的欧风美雨渐入中原,在其影响下,中州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阶段,有徐万年、刘纯仁、张钟端等一批民主革命家参与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也有杨靖宇、吉鸿昌、彭雪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在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落后的河南,她犹如春雷响彻天空,惊醒了中原大地上浑噩奄然的人们。时有粤籍党人评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杂志之力为多焉。[2]1919年9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进步的知识界引起共鸣。中州学人邓肇清,留法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负责《新青年》杂志的海外发行工作并担任进步报刊《北大学生周刊》主编。嵇文甫和冯友兰等人在开封出版《心声》杂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观都得以传播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中州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开拓了新的领域,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勃勃生机。数学方面,曹丹文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河南等地高校教学,并著有《椭圆函数数论》等学术专著,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地质学方面,地质学家冯景兰于1918年赴美攻读矿业矿床学,回国以后完成《探矿》等多部名著。地质学家潘钟祥,1945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他对陕北三叠纪、侏罗纪地层植物化石做了系统研究,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勘探油矿的先驱者之一。文学方面,近代河南的小说已经以现代题材进行创作。女作家冯沅君,在20世纪初创作了一批小说,出版了《》等小说集,反映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于庚虞是20世纪早期诗歌运动中有影响的诗人,其出版的诗集《孤灵》等,采用现代派的诗歌形式表现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对人生的悲叹。诗人李季的代表长诗《王贵和李香香》,以陕北信天游的形式,热情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标志着我国新诗歌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州史学在近现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家逐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让史学面貌为之一新。尚钺著有《中国史纲要》等,并与尹达等人创办《史学译丛》,介绍外国史学研究成果。尹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曾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所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新体系。考古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州地区首先兴起的,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州考古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有一批著名的考古学家,如董作宾、郭宝钧、孙海波等。诚然,针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述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对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总结也肯定不尽周翔和全面,但从文化的载体和地域性而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州文化近现代以来发展的大致理路和核心成果。

二、运用近现代中州文化资源开展教学和实践的方法

近年来的“纲要”教学中,笔者通过开展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拓展指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将中州文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课堂教学中补充穿插中州文化内容。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熟悉的知识点可一带而过,讲授的重点放在学生现有知识层次难以接触到的、与时代进步和发展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上,激发其学习兴趣,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需求。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厚,高校学生大多是本省生源,课堂上把中州历史文化资源视为“纲要”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可结合大学生特点,充分发掘中州文化遗产,将其融入穿插到课程中,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地域性,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激励学生努力进取,回报家乡,报效国家。

2.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对中州文化的认知。课堂教学之余,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活动,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利用中州文化遗址、旧址等,让学生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图片,亲身感受历史。

3.开展学习研究中州文化为主题的教研活动。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3]“纲要”课的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利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等时机,引导学生研究地方文化,通过开展“追寻红军鄂豫皖苏区足迹”、“走进广阔天地知青园”等主题调研活动,让学生自己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自主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调研小论文呈给大家分享,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本领。

4.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中州文化知识。在教育教学中,适当插入与中州文化资源相关的人物传记、历史图片、影视资料等,拓展丰富中州文化知识。特别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光、电、声、图、音的渲染中,让学生走进历史、走进社会,了解家乡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发现历史,辨别真伪,为学生提供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和舞台,提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时,应处理好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教材与中州文化资源的主从关系。鉴于当前“纲要”课教学中存在的覆盖面广、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在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着重解决好主次关系,不能为凸显中州文化而淡化正常的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与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要先熟悉和掌握中州文化的具体内容,寻找与教学重点的结合点,对中州文化加以取舍,避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系。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社会实践进行适当补充的学习活动。运用该资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正常教学。只有做好内功,苦练外功,才能够以外促内、共同提高。一般专题学习的要求、方案的探讨、成果的交流可在课内进行,而大量的调查、考证等活动,则放在课外开展,特别是要利用学生的寒暑假时间,以补充课堂教学之不足。再次,处理好中州文化和其他地方历史资源的关系。中州文化是河南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作为一个重点而不能视为全部。在对中州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要对近现代河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进行综合研究,并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解介绍,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讲文化而忽略其他,尤其是对近现代河南政治史、经济史的介绍更是不可或缺。最后,在教学中恰当运用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增强“纲要”课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操作中,要妥善处理好与大纲要求、实践教学、其他河南历史资源、综合考评等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顾此失彼、主从颠倒的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纲要”的教学活动中,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充当“调料点心”,而不能将其视为“主食正餐”。只有合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才能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培养爱国爱家情怀,起到以史育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3)

一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二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三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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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106  金融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际金融(00076)  金融市场学(00077)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0  国际贸易  国际运输与保险(00100)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00101)  企业会计学(0005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世界市场行情(00102)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4  农 业经济管理  农学概论(00127)  农业技术经济学(一)(0012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畜牧学(00133)  B020115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计量经济学(0014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00138 )  英语(二)(00015)  经济思想史(001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119  餐饮管理  国外饮食文化(00989)  中国饮食文化(00986)  餐饮美学(00987)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B020202  工 商企业管理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B020204  会计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B020208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谈判(0018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B020210  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学(00067)  旅游文化学(0612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旅游景区管理(06153)  世界旅游地理(06151)    旅游公共关系学(06177)    B020218  人力资源管 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060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绩效管理(05963)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11760)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06089)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06090)  B020229  物流管理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00101)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国际市场营销学(0009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05374)        B020256  项目管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项目管理学(0505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管理数量方法(05058)  项目范围管理(05060)  项目成本管理(05061)  项目论证与评估(05066)  C030106  法律  合同法(00230)  公司法(00227)  外国法制史(00263)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监狱法学(06154)    婚姻家庭法(05680)    B030109  监所管理  罪犯劳动改造学(00928)  狱内侦查学(00932)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00924)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罪犯改造心理学 (00933)  B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发展社会学(00287)  社区社会工作(00281)  西方社会学理论(00280)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社会行政(00283)        中国福利思想(00285)  B030207  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00287)  人口社会学(00302)  西方社会学理论(00280)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组织社会学(00311)  城市社会学(二)(003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30302  行政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00067)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英语(二)(00015)  领导科学(00320)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政治学概论(003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中国行政史(00322)        西方行政学说史(00323)  专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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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0401  公安管理  公安信息学(00372)  犯罪学(一)(002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大学语文(04729)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B040102  学前教育  学前比较教育(00401)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00403)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0088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008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学前教育心理学(00882)  B040107  教育管理  教育预测与规划(00454)  教育经济学(00451)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学前教育管理(00457)  高等教育管理(00459)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40108  教育学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教育学原理(00469)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认知心理(00471)  B040112  小学教育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英语(二)(00015)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3330)  文学概论(二)(0054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0332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数学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09294)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5)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英语课程与教学(09297)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英语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初中语文课程与教学(09291)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与反思(0929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B040125  义务教育(小学教育方向)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有效教学的理论与方法(09289)  中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09339)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义务教育班级管理(09335)  B040202  思 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道德(00480)  科学思维方法论(00483)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人生哲学(00482)  欧洲哲学史(含欧洲哲学史原著选读)(0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政治学概论(00312)  B040302  体育教育  心理学(00031)  体育保健学(00495)  体育科研理论与方法(00500)  英语(二)(00015)  体育测量与评价(0049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体育教育学(005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C050105  汉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史(00540)  外国文学专题研究(0617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语言学概论(00541)        汉字学概论(00820)  C050201  英语  高级英语(00600)  第二外语(日语)(00840)  外语教学法(00833)  英语写作(006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第二外语(法语)(00841)  语言与文化(00838)  外刊经贸选读(008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C050305  新闻学  文学概论(一)(00529)  新闻摄影(00659)  公共关系学(00182)  英语(二)(00015)  新闻事业管理(006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外国新闻事业史(0066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B050309  公共关系  领导科学(00320)  现代媒体总论(03300)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人际关系学(03291)    国际公共关系(0329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B050410  美术教育  美术鉴赏(00744)  中国画论(00745)  美育概论(00746)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美术教育学(00747)  B050433  视觉传达设 计  现代设计史(05544)  视觉表述(05545)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创意网页设计(0555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广告设计与创意(00755)  B060202  档案学  外国档案管理(00789)  中国档案事业史(00785)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  英语(二)(00015)  科技档案编研(0079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行政史(00322)  专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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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金融(020106)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经济学(020115)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会计(0202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市场营销(0202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企业财务管理(0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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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法律(0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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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研究(0907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英语(05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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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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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史(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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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述评(1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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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学(0077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地理教育(070702)

人文地理学概论(0209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体育教育(040302)

体育教育理与方法(108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生物教育(070402)

植物生理学(026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英语教育(0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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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时间 专业

星期六(1月12日)

星期日(1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金融(020106)  财务管理学(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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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史(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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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有的主张按中国现代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企业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著《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均有出版。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著《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著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历史教学》1989年6期。)。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著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王庆成编注),《太平天国运动》(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著)。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有的学者说:太平天国促使小农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玕个人偶然因素造成,而非农民起义的必然产物。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79—1988年10月间共发表论文一千余篇,专著资料40余部,不久前有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出版。1987、1989年先后举行了第四、五届洋务运动史学讨论会。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直争论较大,第五届讨论会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与会者中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化工业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它成为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它提倡新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创向外国学习的风气,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只是“封建主义的近代化”(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过去往往称之为妥协投降外交。现在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外交,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转为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地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有妥协软弱倾向,但这是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的论者强调其失败,说它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它是近代化的开端,完成了时代所给予的历史任务,不能说它失败。它延缓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4.戊戌维新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运动的评价,逐步改变了过去因其是自上而下改良而贬低的态度,1986年有王侙著《维新运动》一书出版,1988年11月在广东举行了戊戌维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者们提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它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它是近代中国国体改革运动的先驱(方志钦:《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4期。),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有的论者称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改变旧制度的角度说也是一场革命(见史之:《群贤聚南国,兴会论康梁》,《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

5.清末人物研究

近几年对清末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奕訢、慈禧、光绪等均有不少研究,而其中突出的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与过去斥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反动派不同,一些研究者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说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在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第一个新式学堂,开设第一所翻译馆,先后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制定留学章程,他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发展,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许山河:《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的研究者则继续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将曾国藩与洪秀全对比研究者,认为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曾国藩彻底守旧,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有的文章论证了曾国藩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旧物,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愿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6期。)。对李鸿章,过去也斥责其反动卖国,现在研究者逐步改变了认识,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高出一筹。他是有爱国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当然他有误国之处,但他不是卖国贼(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张礼恒:《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齐鲁学刊》1989年5期。)。有的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承认,李是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有误国而不是卖国,他在自强御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不过,有人认为,前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评价,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6期。)。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也在提高。研究者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革命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他们在开发民智思想启蒙方面比革命派做得还更多一些。有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等书出版。

张謇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过去因其立宪立场而加以批判,现在研究者指出:他从封建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立宪运动的首领,致力于推进中国工农业的近代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人”;他通过实践,提供了在中国实行地区性资本主义改造的近代化模式——南通模式,他在政治、实业、教育三方面的革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章开沅:《对张謇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1期。)。有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评传》一书出版。

1987年举办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举行了李鸿章研究学术讨论会,李鸿章讨论会论文集成《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

三 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新兴分支学科,自70年代起开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呈现繁荣景象。继1984年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后,1987年又举行一次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民国史著作资料出版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二卷三册已于198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已出至第六卷。凡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一般均有专题资料编辑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于1987年出版。《民国档案》刊布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除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外,还按专题编辑原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关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的回忆录和其它专题资料。

民国人物研究进展较快。《孙中山全集》11卷已出齐,孙中山藏档及孙中山研究的资料著作出版多种。1986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颇为盛大。蔡元培、胡适、汪精卫、廖仲恺和何香凝、冯玉祥、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文集传记或年谱均有出版,有的人物的传记出有几种。近几年蒋介石的传记亦有几部问世。对蒋介石的记述已从政治性批判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对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抗日表现有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民国史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除辛亥革命史外,护国运动史、北洋军阀史、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均有资料和专著出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过去专讲解放区战场,现在重点转入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对其战略指导和各重要战役均有探讨。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全国举行学术讨论会多次。在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举措评价较前客观全面。如对其币制改革、抗战准备、抗战态度等的评价。民国政党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和民主党派史的资料专著出版多种。民国经济史研究进展,近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出版。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亦有所开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的估价存在不同认识。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四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颇受重视的专史,研究正逐步深入。近几年出版的综合性著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人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刘培华编《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

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中美关系史状况,吸引着研究者极大兴趣。1985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国际的和国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近几年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等书出版。丁名楠主编的《近代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已出版两辑。

中苏关系史近几年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四卷均已出齐,现在正编辑《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有关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苏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等问题的论文陆续有发表。

中日关系史方面,除了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外,近几年有《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汪向荣著)、《中日近代启示录》(王晓秋著)等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英关系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主持撰写19世纪的香港史专著。

篇(8)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篇(9)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代发端的“革命”话语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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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71-01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到90年代,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些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

例如: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注释:

(1)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2)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 福建人民出版社

(3)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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