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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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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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龙涎香,就是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粪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鲸吞食墨鱼之后,肠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蜡状排泄物。龙涎香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理气化痰等药用功效,因此被当做药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气,也被作为香料、熏香使用。龙涎香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东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尽一致。

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因为几位方术之士的蛊惑,龙涎香被当成制作“不死药”“万岁香饼”的主要材料。所谓“不死药”,实际上也就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如此重视这味的配制,事出有因:为了巩固自己偶然得来(明武宗朱厚照31岁时猝死,因为没有子嗣,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年仅13岁的兴献王长子朱厚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宝座,他要尽早生个儿子立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先后册立过三位皇后,10年之间,仍然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情急之下,这位朱厚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寻访各种奇效药物,希望出现奇迹。

葡萄牙是龙涎香的集散地

皇帝尊口一开,当然是大数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让户部“取香百斤”。龙涎香虽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据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但是,这是一种稀罕之物,国内数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师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龙涎香主要产地广东藩司负责采买。尽管朝廷为了采买龙涎香,开出了每斤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天价。但是,收效甚微,东拼西凑,不过十几两。距离百斤之数,遥不可及。

中国难得觅见的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却有不少。葡萄牙人对龙涎香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1265年已经出现了ambre的定冠词形式,(ambre是龙涎香的葡语名称),大航海期间,葡萄牙有关东方的书籍中就有多处提到龙涎香。龙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两个,香料和药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视龙涎香,将其与黄金、象牙、犀角、海马牙等一同列为贵重货物。16至18世纪,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龙涎香贸易,葡京里斯本成为龙涎香的欧洲集散中心。

尚方宝剑让龙涎香成为敲门砖

中国皇帝急需大量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拥有大量龙涎香。产需关系,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住下来。比起鸦片,龙涎香是西方强盗使用得更早的敲门砖。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原因,中葡史学界有过“受贿说”、“霸占说”、“驱盗说”等不同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格难通之处。相比之下,“龙涎香说”显得颇有道理。最早提出“龙涎香说”的是台湾学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一文中发表过如下一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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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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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5）160082

新课程改革以来，笔者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与摸索，形成了“了解―理解―见解”历史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益。本文结合《》的教学实践来具体说明这一教学模式。

一、“了解―理解―见解”模式的理论分析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过程；学习是学习者自己以已有的经验、知识去主动建构新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促进思维技能发展的活动。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了解―理解―见解”历史教学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学生的主动学习上。“了解”主要解决最基本的历史史实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解决基本史实的问题，因此教师应该充分相信学生，让其自主学习。“理解”是在了解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教师提供精当的历史材料，设置历史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进行问题的探究，教师给予适当的方法上的指导，从而让学生深入理解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线索。“见解”指的是学生在前面两个环节的基础上，形成对历史事件新的认识和见解，学会综合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这三个环节在逻辑上是逐步递进的关系，学习内容难度逐步加大：与了解环节对应的主要是学习目标中的知识与能力，与理解环节对应的主要是学习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与见解环节对应的主要是学习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者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

二、“了解―理解―见解”模式的教学实践

下面笔者以《》一课来具体说明“了解―理解―见解”这一教学模式的实践。

1.依据课程标准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层次，设定具体的教学目标

了解层次：了解中的主要战役，列举《》的主要内容。

理解层次：掌握日本发动的背景，理解中中国战败的原因，分析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同影响。

见解层次：通过对的学习，结合当今形势谈谈的启示。

2.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目标是方向，有了方向，学生才有明确的学习任务，教师还要为学生提供精当的史料，设计教学问题，提出学习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达成学习目标。

了解阶段教学：笔者依据历史课程标准把这一节课的主干历史知识即中的战役和《》的内容以填空题的形式投放到屏幕上，要求学生迅速浏览课本，了解主要历史知识，在书中圈点批划，找出关键信息。这些主要历史大事（历史主干知识）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也是学习历史的第一步。凡是学生通过自主学习都能掌握的知识应当也必须交给学生去学习，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对的基本史实有了大致的了解。

理解阶段教学：学生仅仅了解的经过和结果是不够的，从历史认识的逻辑上来看，只有掌握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性质和结果，但教材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为此，笔者通过学术阅读，提供史料，设计了第一个问题供学生讨论：的爆发是偶然的吗？学生根据笔者提供的材料进行讨论总结后得出答案：是日本方面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顺利得出这场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日本侵略中国的非正义战争。笔者因势利导，这场战争既然是日本方面蓄谋已久的，那么中国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失败的原因还有哪些呢（第二个问题）？学生通过笔者提供的史料再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后得出：制度的落后、国民意识的淡薄等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就清楚了。为了帮助学生从大历史的视野中理解，笔者又设计了第三个问题：对中日两国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生仅仅得出日本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样的认识，为此笔者再次提供史料，并启发学生辩证地看待问题，最后得出：日本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同时，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开始真正觉醒，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真正开启。这样通过阅读历史材料，并且从中提取有效信息，结合所学历史知识，对历史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概括、分析，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培养了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横向思维、纵向思维、逆向思维、知识迁移能力，让学生学会了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和规律。

见解阶段教学：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只有深刻理解历史，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为此，笔者结合当前的中日关系，又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请你谈谈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启示。要求学生各抒己见，鼓励学生通过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出“发展是硬道理，要增强海洋海防意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珍爱和平，居安思危”等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学生对的认识，培养了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了解―理解―见解”历史教学模式反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笔者发现“了解―理解―见解”历史教学模式不仅对学生的学习还是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历史学科人文价值的发挥都有重要作用。

1.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学生由原来的被动去记笔记听讲转变为主动地去了解历史，理解历史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历史事件的见解。此外还充分考虑到不同层面学生的需求：了解环节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是每位学生都必须掌握的；理解环节重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要求每位学生都尽可能多地参与到问题的探究上来；见解环节不做硬性的规定和要求，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从而使每位学生在这种模式中都能得到发展与提高。

2.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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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画派, 简称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带形成的一个画家群体, 大师会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领中国画界,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卢辅圣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海派”, 既非惯常意义上的绘画流派, 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评价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海上画派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写意花鸟和人物画为主体的新画风, 与正统派陈陈相因的复古画风相抗衡, 冲破了元明以来的框范, 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海派绘画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绘画艺术是其现实性、艺术性与国际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阶段进程

海派绘画发展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清廷腐败垂死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救亡图存，“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是彼时社会图强求存的共识。在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清廷推动的“”，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其实质内容，就是师“西洋”富强之术，来振兴国家。而《天演说》等西方译著的广泛传播，使进化、国家、国民等新概念在彼时社会得以确定并产生影响。这种中国特殊时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其全球侵略扩张，一方面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企图影响被侵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其中止本国的传统演进，而直接向新阶段转化。通过以上分析，海派绘画形成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一进程，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新阶段的进程。因此，发展于这一时期的海派绘画，必然受到彼时社会情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与彼时社会历史景况相对应的，更相对民族绘画古典形态的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

（二）、绘画创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画家的入世观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体现在画派艺术创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属性所带来的绘画作品的“量产”、“重复”，以及完全根据买家需要的作品“订制”方式。“新阶段特征”并不仅仅是画派发展的进步和积极的一面，它只是相对于所谓中国绘画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绘画多是画家通过所谓“澄怀观照”来达成绘画境界的营建。澄怀，强调自我的修炼，观照，则是对世事人生的体味思考。因此，艺术创作往往是避世的、个体的精神观照的产物。而海派画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自强精神，对时事的关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药”的济世情怀。则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作为艺术家对世事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患，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民国近代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挣脱封建帝制枷锁的“民主”意识的形成，更是作为一个画派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区别于古典绘画的新阶段的体现。而这一新阶段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反证出海派绘画社会学因素对画派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实际作用。

（三）、海派画家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正是通过海派画家绘画艺术所彰显的。吴昌硕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是通过吴昌硕绘画图式的现代特征来体现的。吴昌硕的“图式”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石鼓文篆书字体的“间架结构”，迁想妙得，而进行的对所描绘客体形态的重新组合、变化，形成的独特的构图形式。其二是将作品题跋的书法，作为“块面”和一个“形”的元素，参予到画面的经营之中。同时，印章在画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产生所谓诗、书、画、印的合璧，同时也形成了平面的点、线、面的现代构成特点。其三，“苦铁画气不画形”的主张，明确宣示了通过作品形成的符号化，而凸显海派绘画新阶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气”的提出，既有“金石气”以及涉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气”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观念意味的艺术思维方式。任伯年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鸟画题材的广泛性，构图的抽象性，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其花鸟构图的设置和造型的变异性特点。同时，因偕俗性影响的绘画色彩的丰富多样、艳丽夺目，一反传统花鸟画的以水墨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画传统基础上，对人物造型的处理，通过夸张、变异、线条的疏密，疾徐的对比变化，极具韵律和节奏，呈现出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人物面部结构处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没骨大写意画风，力避传统人物画陈式，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新阶段特征。

关于海派绘画，薛永年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与中国画》指出，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海派画家，虽同处艺术商品化进程时代,“扬州八怪”仍隶属于传统“养士”范畴,而海派画家则已叩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到了极顶，因此，有识之士率先冲破封建桎梏，举办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就美术届而言，创立学校便是一个例证。光宣之时，有师范学堂的设置，江苏的两江优级师范，有图画手工科设置，为后来创办美术专门学校起到了领先作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出国留学的美术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闳去法国巴黎；光绪十三年（1887年），有李铁夫去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接着，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陈师曾、高剑父、李毅士、李叔同、冯刚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国、墨西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绘画的逐渐东来，这批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绘画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西方的办学经验以及西方绘画的画法带回中国，此后，他们兴办学校，担任教席，使中国的绘画产生新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还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海上画家的集体力量，他们互相激励，形成一股振兴中国画的力量。当时上海是新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带有殖民性，其风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来的。就在这种复杂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势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绘画，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局面。

（四）、绘画作品的平民性及画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海派画家，名家众多，各呈鲜明的个人面目，突显了画家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显现出现代绘画语境中的所谓“多元特征”。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表现在以现代社会之民权民生为基础的“民主”意识，形成了对古典绘画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诣归的高贵传统的颠覆，使绘画从“精神圣坛”走向民间，出现所谓平民艺术。海派绘画，在历经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终以吴昌硕的以俗为雅、变大俗为大雅来完成了中国绘画的新阶段建构，并在其后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海派绘画发生、发展并最终鼎盛于中国社会，由封建体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转折的社会政治风云激荡，且面临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疯狂殖民掠夺的非凡时刻。海派绘画，必然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国的新的政治体制，而呈现出其必然的新阶段特征。

二、中国绘画的新阶段

正如张鸣坷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载“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 可见，正在兴起中的近代工商业都市文化对他们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社会与人的变化促使文化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市民文化或者说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兴起。就这样, 海上画派使绘画从文人士绅的雅玩走向贴近大众的、市民的艺术。海派用清新、活泼、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传统绘画超逸、绝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情调。伴随这个经济的繁荣, 富商和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这就为绘画作品开辟出广阔的市场。随着传统绘画的逐渐转型, 其世俗化、商业化和多元化的特质使海派日益与前代绘画中的相关特质形成明显的区别, 并逐渐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绘画不再局限于过去表现传统文人画的隐逸情调, 他们笔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让人感到亲切的自然风景。花鸟不再局限于梅兰竹菊四君子, 而是画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题材, 以服务于购画者为宗旨, 坚持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基本态度和艺术取向。虽然在题材上有所变通, 但大多表达祝祷祈盼富贵吉祥的大众意愿, 常见的题材除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外, 还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兰、绣球、石榴, 批把、鸳鸯、孔雀、振鱼、鹤、鹿、猫等，这种绘画风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关。

总而言之, 海上画派的兴盛,促进了美术教育事业,把对西洋技法的参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术出版刷、美术理论与评论的水平,加强了美术对工商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海上画派的成就不仅在整体上提高了国画的现实感、生动性和观赏性,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对美术审美的要求,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推进了美术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为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海上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崭新阶段, 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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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研究。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在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的传入在中国的接受和反映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一下就可以感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的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为此,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在学科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中国学者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二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先生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扎记》、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何高济翻译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大中国志》、《中国新史》、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秀笔记研究》、耿N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郑德弟等人所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郭强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吴莉韦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余三乐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钱林森等翻译的艾田浦名著《欧洲之中国》、丛林翻译的《中国来信》、杨保筠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潘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李岩翻译的《白晋生平和著作》等;《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计翔翔的《鞑靼战记》《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吴莉韦《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韦张国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国学术界的“中学西传”研究中,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

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国学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是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在对曾德昭的《大中国史》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个案研究上尚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虽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要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学的几章,这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一条逻辑的思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玮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无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放在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的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上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来说,孟德卫教授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图景。

其二,对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做到了较好的结合。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之,如果没有宏观性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的,通论性著作层出不穷。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于产生于初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寻找的研究上,在对柏应理所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一个学术进展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但在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T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总体上不尽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其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于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国家,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这样,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一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入论述。

又如在对欧洲早期汉语的热情关注的分析中,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在16―17世纪对普遍语言学想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提到了汉语,却对17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关于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三

篇（7）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