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警不为剖析材料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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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篇（2）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篇（3）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 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 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 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 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 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 “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 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 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 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 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 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 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 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 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 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 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 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 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 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转贴于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 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 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 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 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 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 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 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 “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 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 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 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 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 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 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 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 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 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 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 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 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 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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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 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 [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 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 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 《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 [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 [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 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 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 《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 《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 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 《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 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 [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 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 《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 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 《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 《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 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 《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 《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 《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 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篇（4）

【关 键 词】形声字/形成过程/同族字/母文/类属标志

【正 文】

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先说明三点。这三点，也是我们讨论形声字形成过程的基础。

1.关于形声字的概念的问题。形声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早就给过“以事为名，取譬相成”[1]的定义。由此出发，人们一般认为，形旁（与词的意义相联系）和声旁（与词的读音相联系）组合成的字，就是形声字。这好像很简单，很明白的，再没什么分歧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那就是，同样在《说文解字·叙》里，许慎还谈到了“形声相益”[2]的问题，这里包含着对形声字的另一要求，即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要“相益”，要相辅相成。这一点看似废话，其实很重要。这反映了许慎对形声字特点的认识，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对形声字的产生及其形成过程的认识。

形声字的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形声字，其形旁与声旁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有一部分可有可无，那么这一个字还不是真正的形声字。如甲骨文中的“凤”字，大体上有两类写法：一类是画出凤的专形，作为象形字；一类是在专形的基础上加“凡”字注音。如果不考虑形与声“相益”而成的要求，那么加“凡”音的凤字就是形声字；但如果考虑到形与声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的要求，则甲文时代加凡音的凤字还不是形声字，因为，此“凡”旁在当时可有可无：有它，只起到示音作用；无它，仍是“凤”字，不影响表义。正因为如此，所以，甲文里的凤字有时加“凡”，有时不加“凡”，比较随意。所以，此时的“凡”旁，还算不上为形声字之声旁，只是一个注音符号而已。因而本文以为，只有具备了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特点的字，才是真正的形声字，我们探讨形声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讨论这种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的形成过程。

汉字有个发展的过程，形声的观念、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也有个形成的过程。在古人有了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后，才有可能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创造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自觉地支持造字实践，就不可能创造出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分析汉字结构在古文字阶段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这种自觉意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形声字不是古人灵感一动，突然想出来、造出来的，而是在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为困难逐渐逼出来的，是为解决文字运用中的困难而逐渐产生的。所以，这期间自然经过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创造过程。

2.关于怎样观察汉字结构和形声字的问题。观察分析汉字及形声字，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种是静态观察，就是不考虑汉字的来源，不注意其发展过程，不注意有关偏旁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所负载的信息，只看最后的结果，甚至是只看现代汉字的最终形式。静态观察汉字的结果，就是把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分类分群。这样划分出的形声字，就只能看到是形旁加声旁而成的字。其结果可能会把一些历史上原本不是形声字，而后世或由于讹变、或虽未讹变而由于已不明其本来面目的字，也当作了形声字，而且也看不到形声字的层次和变化过程。

另一种是动态观察，就是强调历史地发展地动态地看汉字，注重汉字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注重汉字及其结构在发展变化中的层次性，注重了解字中有关偏旁在历史上曾经担负的责任，即当初赋予它的真正职责。由此才能看清楚形声字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才能看到一些形声字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本文所采取的是后一种观察分析。

3.关于“字”的概念的问题。“字”的概念，这似乎更是无需讨论的了，但也有分歧，所以也得交代几句。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汉字，是指直接记录汉语言的成系统的符号。它有两个特点：(1)有约定俗成的、有一定社会性的形体；(2)与汉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音节相对应，有固定的读音，与特定的词义相联系。同样，下文所讲的假借字，也只是属于这种“字”的范围内的一种文字符号，是指本为A词造的字，如果把它作为表音符号，借来记录其他音同或音近的B词或C词的时候，这个字就是假借字。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假借字所借的那个形体已是文字，而不是未成为文字的记号或图画。我们之所以作这个限定，是由于有的学者认为假借字的出现早于象形文字[3]，如果早于象形文字，那么它借什么呢？只能是借图画或记号了。图画或记号还不是字，那么它何以称为“借字”呢？因而，这种观点虽很有启发性，但还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样判定字也是一种以今律古，但是，我们认为，确立判断汉字初创阶段的字和非字的标准，只能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造，所以绝不可能用一种方法造好一类字，再造另一类字。更况在上古造字所用的所谓方法，当初根本就是非自觉性的，盲目的，所以，我们在文章中所说的形声字形成过程的有关阶段，只是叙述的先后次序，而并没有历史上发生的绝对的先后次序。

下面，我们讨论问题本身。

从现在能确认的古汉字来看，在汉字发展的历程中，就总趋势而言，较大范围的首先从图画和记号中跨出、与词结合而成为文字的应该是表意字，包括具体和抽象的象形字（大体上相当于裘锡圭先生所讲的象物字和抽象字[4]）以及指事字、会意字等。但是，在表意字的基础上，形声字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则是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经考察现有的一些重要的古文字资料，我们认为，从表意字到形声字中间主要经历了“改造假借字的阶段”，“母文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分化新字的阶段”，以及“在表意字上注音的阶段”；然后才改变了最初的无意识、不自觉的状态，发展到了有意识、自觉地创造真正的形声字的阶段。

一　假借字的产生及假借字的改造——在借字上加类属标志以指示联想词义的方向

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的阶段，在假借字上加事类标志，一般人以为这便是形声字，其实不是，这只是向形声字的一个过渡。

随着社会的发展，最晚在商代初年，华夏民族仅靠制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已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了。而且，有些词特别是虚词用造表意字的方法根本无法为它们造字。再说，文字本来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符号性质决定它并不要求字形一定要表示出所记录的词义来。古人造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字，也不过是让该类字在形体上尽可能与所记录的词有一种直观的联系，让字形尽可能有某种外形标志以唤起人们对所记录之词的联想而已。所以，古人自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只造那些难造的表意字。因而，几乎是在造表意文字的同时，为了济文字数量不足之穷，为了克服其他方法产生新字不易之弊，人们就在运用文字的过程中，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利用假借的方法，创造了新的同形、同音而异义的字即假借字。所以，孙怡让说：

盖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收叚借一例，则将遂（引者按：“遂”疑当作“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势也，故以声而讬以事焉。视而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叚借可以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5]

人们利用假借之法为词配备字，起初也不是有意识地图方便，图省劲，更不是灵感一动想出来的简单办法，而是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为困难逼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语言中已有某词，但文字中尚无为社会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记录该词的某字，于是在口语变为书面语（或把思想记录下来）的过程中，人们便不得不以语音为线索，借原有的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还没有用文字形成固定下来的词。对于这个被借的形体来说，它已不再是一个字了，而是两个同形、同音而意义不同的字了。

以假借之法造字，后人评价甚高，以为这已说明古人对音义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其实不尽然，就借字人的主观动机而言，仅仅是以口语之音为线索，寻找了一个本记录着同音的A词的A字，借来记录与A词同音的B词而已。也就是说，让记录A词的A字兼起了B词的尚未诞生的代表字——B字的职责，并不是自觉的以音表义的。那时的古人对音义关系还没有自觉的明确的理性认识，没有让文字以音表意的意识，因而也不可能有借音表意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假借理论来自觉的支持造字者的创造实践。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1)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较多。单音节词多，则必然导致同音词多；同音词多，则在书面语言中用同形、同音的假借字易混淆，易有歧义。特别是当假借字在书面语言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定的“度”的时候（有学者统计，甲骨文常用字中的假借字约占到了70%），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了。因而，需要在假借字的字形上有所分别，才能满足当时书面语言交际的需要。(2)汉语方言太多。方言太多，则必然要求有一种超方言的文字（念法即使稍有差别，在书面上不影响表义，南人北人一看都大体能懂），才有利于交际，才利于满足政治上统一的需要。但是，假借字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这也决定它必须要加以改造。(3)文字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汉字已有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表意体系，新字的产生要受这个表意体系制约。而古人在文字上的正统观念又是喜欢在字形上有明显的示义的标志。所以，汉字便没有顺着这样一条线索发展：先同音假借，“然后逐渐淘汰同音字，留下几百个表音节的文字符号（引者按：即给每一种音节规定一些固定的表音节的字）；然后再进一步，把几百个符号再加淘汰，只留下几十个表音素的符号。最后这些符号简化成为字母”（刘又辛《论假借》）[6]，进而走上创造表音文字的道路。否则的话，汉字后来就不会增得这么多，一些借字就不会另造本字了，一些假借字就不会通过后加类属标志而产生新字了。

总之，用假借法造字，在古人自己看来，毕竟不以为是正统的方法，仅仅是作为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或权宜之计的。古人在主观上并未认识到这是用表音的方法给词配备词，是造字的另一条路子：表意是让字形和词义联系，表音是让字音和词音联系。所以，古人的造字，也绝不可能停留在这种方法上，或者顺着这条线索，走上创造表音文字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只能走上一条通过给假借字加注类属标志来改造假借字的道路。

在古人看来，假借彼字为此字和我们下文讲的用母文赅众义一样，同样有弊端：用母文之弊在于笼统而不具体，假借彼字为此字之弊在于不知所用为本字还是借字，表示的是本义、引申义还是借义。也就是说，由于假借的使用使得原来的一些字，以一个形体既载有本义、引申义还又载有借义，所要承担的语义和语音的范围太大了，易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古人想到了改造假造字以克服用假借字的弊病。他们所用的办法——正像克服仅用母文的弊端一样——加注类属标志，规定并外化假借字的意义，使同形、同音、异义的两个以上的字，成为同音、异形（加上了识别标志）、异义的几个字。这样就有效地区别了记录单音节同音词的同音同形字，使这部分同音不同义的字也有了一个不同的字形，解决了因假借造成的理解歧误问题。戴震说：“况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7]。说的大体就是这种现象。例如：

1.某（〈谋〉文中“〈〉”表示词）之于谋

“某”字，金文作“”，是辅助象形字，本为“梅”字的初文。后由于语言里〈谋〉这个词没有代表字，人们便以语音为线索，借“某”字表〈谋〉义。这样，同形字“某”既记录了〈梅〉义，又记录着〈谋〉义，使用久了，则难明哪一义为借义，哪一义为“某”字的本义，不能明确区分词义的不同的概念，而且有时会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古人为了使文字各司专职，特别是为了使文字在外形上具有和意义相联系的明显标志，便在已记录了〈谋〉义的假借字“某”（〈谋〉）上，加注类属标志“言”旁为外部标志，表示这个“某”〈谋〉字是记录与“言”有关的〈谋〉义的“某”字（即假借字某），于是形成了“谋”字。由谋字形成之过程可知，其义在原借字“某”（〈谋〉）也。就是说，“谋”字中的“某”，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2.录（〈禄〉）之于禄

“录”字甲文作“”，本与〈禄〉义无关。甲、金文都借“录”字记录〈禄〉义，这样，“录”字便身兼几职，表义难明（因古汉语多单音节词）。于是，人们便以表〈禄〉义的借字“录”为基础，加类属标志“示”，表明此“录”字是记录与“示”有关的〈禄〉义的借字“录”。这样便产生了“禄”字，专表〈禄〉义。

3.瓜（〈狐〉）之于狐

“瓜”字，金文作“”，是个辅助象形字，义即〈瓜〉。后或借以表〈狐〉义（见“命瓜〈狐〉壶”铭文）。《金文编》按：瓜“孳乳为狐”。“命瓜即令狐”[8]。这样便有可能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人们在已表示了〈狐〉义的借字“瓜”（〈狐〉）字上加注类属标志“犬”旁，以表明此“瓜”（〈狐〉）字是表示与兽类有关的〈狐〉义的借字“瓜”。这样便产生了“狐”字，专表〈狐〉义。又秦印有“令狐得之”句，此“令狐”与金文之“令瓜”同，则可证“令狐”之“狐”是在借字瓜（〈狐〉）上加犬旁而形成的。

4.气（〈迄〉）之于迄

“气”，本表云气义，借表〈迄〉。如《卜辞通纂》五一二片：“气（〈迄〉）至五日丁酉……”[9]。《甲骨文字典》：气“读为迄，至也。”[10]石鼓文中已见“迄”字，可知其是由借字“气”（〈迄〉）加区别标志而形成的。

再复杂一点的，则如：

5.井（〈邢〉、〈刑〉）之于邢、刑

“井”，甲文写作“”，金文作“丼”，像水井之形，其本为水井之专字（或以为是井田之专字）。但由于在口语上“井”字读音与〈邢〉、〈刑〉等词音近。因而，在〈邢〉、〈刑〉等词还未造出代表字之时，“井”字便又先后借作〈刑〉的代表字或〈邢〉的代表字。《金文编》“井”字下按：“孳乳为邢国名”[11]。今甲盘铭文：“敢不用命，则即井〈刑〉”[12]。这样则至少一形而三字三义，用于文中，不能明确区分词义的不同的概念，理解困难难免引起误会。于是古人便想到了加类属标志，以所加类属标志为外部区别标志，用来外化字义，指示字义。在已表示了邢地意义的假借字“井”（〈邢〉）上再加注类属标志“邑”旁来外化、确指这个“井”（〈邢〉）字的意义与“邑”有关，是表示地名的。也就是说，“邑”旁的作用只是标志这个“井”字是表示地名〈邢〉的借字“井”，因此而有了“邢”字。在已表示了“刑罚”意义的借字“井”〈刑〉上再加注“刀”旁为标志，以外化、指示借字“井”〈刑〉的意义与“刑罚”有关，即是说，该“井”字是表示与“刀”有关的“刑罚”意义的借字“井”，由此而始有“刑”字，则“刑”字之意义在原借字“井”（〈刑〉）。就是说，“邢、刑”二字中的“井”，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6.牟（〈〉、〈眸〉、〈侔〉）之于、眸、侔

“牟”字本义为牛鸣。由于口语上“牟”字所记录之〈牟〉词与〈〉、〈眸〉、〈侔〉三词音近，因而在〈〉等词还没有代表字的时候，便先后借“牟”记录之。例如：

贻我来牟（〈〉）。[13]（《周颂·思文》）

盲：目无牟（〈眸〉）子。[14]（《说文解字》）

德牟（〈侔〉）往初。[15]（《汉书·司马相如传》）

后来，为了使各个借义在字形上均有所标志，便在已表〈眸〉、〈〉、〈侔〉之义的三个借字“牟”上，又先后分别加注了“目、麦、人”三个类属标志，以外化假借字之义，说明“牟”字原是分别表〈眸、、侔〉义的三个同形同音字，于是便形成了“眸”字，“”字，“侔”字。

7.为（〈譌〉、〈妫〉）之于譌、妫

“为”，甲文、金文都从爪从象，表示劳作之意。引申而有“作、造”义，即所谓“人为”也。老子所倡导的“无为”之“为”即“人为”义，与顺其自然相对。所以，《尔雅·释言》说：“作、造，为也。”郝懿行疏：“为者行也，成也，施也，治也，用也，使也。皆不出造、作二义。”[16]表“人为”义之“为”字，后加类属标志“人”旁而有“伪”字。《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7]“伪”，人为也，后天之努力也。《说文解字》：“伪，诈也。”[18]与《尔雅·释言》互证，则知此“诈”字或为后人误改，当为“作”。即今“矫揉造作”之“作”。但由于在口语上“为”字读音与〈譌〉、〈妫〉等词音近。因而，在〈譌〉、〈妫〉等词还未造出专字之时，“为”字便又先后借作〈讹〉的代表字或〈妫〉的代表字。例如：

“人之为言，胡得焉？”朱熹《集注》：“徐察而审听之，则造言者无所得而谗止矣。”（《诗经·唐风·采苓》）[19]

可见朱熹释“作”为“造言”，即“谗”。则知句中的“为”即“譌”之借字。《说文解字》：“譌，譌言也。”[20]《玉篇》：“妖言曰譌。”[21]“譌”字是由借字“为”加类属标志“言”旁而孳乳的，表义在“为”，“言”只是外在的标记而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22]《韶》，虞舜之乐(yue)，虞舜以“妫”为姓氏，“为乐”即妫乐(yue)。则知句中的“为”即“妫”之借字。《说文解字》：“妫，虞舜居妫汭，因以为氏。”[23]“妫”字是由借字“为”加类属标志“女”旁而孳乳的。

不独单音字如此，联绵字亦然。例如：

夫容——芙蓉　目宿——苜蓿

空同——崆峒

分付——吩咐　丁宁——叮咛

鹿卢——辘轳

（破折号之前者为先用的借字，之后者为后加上类属标志形成的字。下同）

这些双音节词，起初都是合借两个字而表示的，后来才加注了类属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记录双音节词的两个假借字，有些往往不是同时加上类属标志的，而是先后加上的；而且后加类属标志的字，有些往往是由于同化作用而所加。这说明，这种类属标志是完全可以不加的。则可知其义在于原已记录了该词的原借字，而不在于类属标志。

以秦汉出土文献再证之，所得结论也基本上如上。

8.俞（〈喻〉、〈逾〉）之于喻、逾

先借“俞”表〈喻〉、〈逾〉等义。例如：

《银雀山汉简释文》0493号：胸中“（精）神俞（〈喻〉）……[24]

《银雀山汉简释文》3255号：驰车千乘兵绝苫俞（〈逾〉）[25]

后以借表〈喻〉、〈逾〉两词的两个同形字“俞”为母文，分别加类属标志而形成了“喻、逾”二字，而其义则在于两个原借字。即是说，“喻、逾”二字中的“俞”，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9.如直（〈值〉、〈置〉）之于值、置

先借直表〈值〉、〈置〉等义。例如：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或直（〈值〉）廿钱。[26]

又《睡虎地秦墓竹简·封珍式》：以此直（〈值〉）衣贾（〈价〉）。[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及盗不直（〈置〉）者，以律论。[28]

后分别加注类标志注明：一是表示〈值〉义的假借字“直”，一是表示与“网”有关的〈置〉义的假借字“直”。于是形成了“值、置”二字。“值”专表原由借字“直”表示的〈值〉义，“置”专表原由另一借字“直”表示的〈置〉义。

为节省篇幅，现再集中补充如下：

隹—唯　畐—福　兄—祝　巳一祀

才—在　土—徒　每—诲

（以上见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1）

胃—谓

兑—锐

发—废

孰—熟

番—蕃

屯一纯

化—货

皇—凰

台—胎

蜀—独

央—怏

巠—轻

疾利—疾莉

（以上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朱—铢

可—何

叔—菽

豪—壕

司—伺

寺—恃

千—阡

者—诸

次—恣

义—仪

次一资

卒—萃

兑—锐

合—答

邯单—邯郸

（以上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

对于上述诸例中由假借字孳乳的那些加类属标志的新字，如果我们割断它们和原借字的关系（割断这个联系，就不能看清新孳乳字的两部分的性质），把它们和全部汉字堆积在一起，压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分析归类，自然以为他们是标准的形声字。所以，清末文字学家廖平在《六书旧义》中就说：

象声字，其初只如叚借，取声而已，无形属偏旁也，故以象声为名。叚借已久，后人于叚字依类加形，遂成本字。[29]（引者按，形声字产生的途径绝非一种）

顾实在《中国文字学》中论及由假借到形声的过程时说：

故形声者，又与叚借同源也，相先后也。未加偏旁之前为叚借，既加偏旁之后为形声。其源远矣。[30]

高明在《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一文中，论及由假借到形声的过程时也认为：

在假借字的形体中增添相应的形傍，以构成表达新词意义的本字，这就是最初的形声字产生过程。[31]

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强势观点，可我们觉得实在是怪事。未加偏旁之前是个假借字（与表本义的原字是两个同形而不同的字，非一字），有音有义（久借则约定俗成，也有了“形”），已经表示着这个未诞生的新字的意义，但是，突然加了一个偏旁，竟瞬息之间使它突然失去了意义，又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表示新字之音的纯声符了。这新加偏旁的作用也未免太神奇了吧。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通过追溯、分析这些后出的加注类属标志的字的产生及形成的历史过程，已注意到了原借字与这些加标志的后出孳乳字的不同层次及血缘关系，已对这类后出孳乳字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有所了解：一部分是个假借字，在音义上与加标志的后出孳乳字的音义有同一关系；另一部分是类属标志，是作为字义的外部标志的，只有辅助作用。因而，我们认为，这类历来被人们视为标准的形声字的字，在它当初诞生的时候，并不是形声字，只是一种借义外化字。它所谓的“声符”，当初实是个表示特定意义的假借字，造字时，主观上并不是把它用来作为表音符号的，给它的职责不是表音的，而是表义的。如上述的前几例中的谋、狐、邢、刑、、眸、侔等孳乳字，其核心成分是假借字某（〈谋〉）、瓜（〈狐〉）、井（〈邢〉）、井（〈刑〉）、牟（〈〉）、牟（〈眸〉）、牟（〈侔〉），在未加类属标志之前，它们已经表示了（谋、狐、邢、刑、、眸、侔）七词的意义，在意义上与后出的谋、狐、邢、刑、、眸、侔七字所表示的意义是等同的（孳乳字中核心成分的意义与该孳乳字的意义是相同的）。因而，在这些新孳乳的字中，假借字某（〈谋〉）等不为声符则明矣，是一个表义成分亦明矣；其后加的类属标志不表具体意义而只有外化、指示借义（即注明这是一个表示与该类属标志有关的词义的假借字）的辅助作用亦明矣；这些字当初并非有意造的形声字亦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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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类字根本不是在创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字，而是在为原字加注与所表示的词义有某种联系的明显的外形标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即是在改造借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它的出现，纠正和扼制了汉字借音表义的某些偏差，进一步强化了汉字的表意性。过去有些学者以为，假借字上追加义符就是最初的形声字，形声字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在向表音化的方向迈进，其实不然，这种字的产生恰恰是在强化汉字的表意性。

总之，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阶段，即在一个有特定音义的借字上，加上具有显示或联想词义作用的事类符号的阶段，还不是有意识地造形声字。第一，因为自觉的行动往往以自觉的认识为基础，自觉的行动往往需要自觉的认识、自觉的理论的指导。而此时的形声理论还没有形成，人们还不可能有创造形声相依缺一不可的真正的形声字的意识。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来自觉地支持造字者造真正形声字的创造实践。第二，因为此时的“借字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的字，意义均在借字，事类符号只有标志和指示作用，对于表意来说，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但假借字改造的结果，对真正的形声字的出现有启发，尤其是当人们已不明文字的历史来源，看不到字的核心部分是个假借字的时候，往往只会看到这类字的一部分与字音有联系，另一部分与字义有关联，由此有可能启发人们自觉地创造这样的形声字。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举证以上例子，只是想证明，一些词初用假借字，后来才对已记录了该词的假借字加以改造，追加了类属标志。这个后来追加的类属标志，起初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标志，真正记录词的音义的符号仍然是假借字。我们无意于证明某个词何时代用做假借字，到何时代假借字追加了类属标志。因为，要翔实地证明文字使用的时代性，不能靠传世古籍，需要连续性的出土数据及碑刻文字，而且还要大大增加本文的字数，所以，本文没有在这方面严格地纠缠。例如上述第“6”例来说，我们作如此解说，只是证明先用假借字“牟”，后用加类属标志的“、眸、侔”，并不在于要说明“、眸、侔”出现的具体时代（下文所引“共——供、恭、拱”等传世古籍材料，也是同理，后不再赘言）。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在本文中虽然尽量使用出土文献，但是也使用了一部分传世古籍，而传世古籍使用文字的时代性是不一定可靠的。就以上述的“牟（〈〉、〈眸〉、〈侔〉）——、眸、侔”例来说，传世古籍《诗经》中未见“眸、侔”二字，但是《大雅·思文》的“来牟”又作“来”。比如许慎《说文解字》“来”字下引《诗》作“来”，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朱熹《诗集传》都作“来牟”。虽然许慎在前而陆德明、朱熹在后，但不言而喻，这是个版本问题，不能说明“牟”、“”出现的具体时代。再结合《孟子》来说，《孟子》一书中出现“牟”、“侔”二字，但“眸”出现了5次，都在《离娄章句上》，如“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32]；字出现了1次，如“今夫麦，播种而耰之”[33]。是不是“眸”、“”就是当时的用字，是不是由此就证明“眸”、“”二字就出现得很早呢？没有连续性的出土文献的排比，我们便不能轻易断定。再如，甲文已有“杜”字，但传世古籍《毛诗·豳风·鸱鸮》“彻彼桑土”[34]却不用“杜”而用借字“土”（《韩诗》作“杜”）；金文已有“往”字，但传世《诗经·大雅·板》“及尔出王”[35]各家却不用“往”而用借字“王”。总之，要确证假借字和后出本字（该假借字后加类属标志而成）二者各自存在的时代性问题，我们要面对有许多复杂的文字现象。

二　母文类属字的产生

所谓“母文”只是相对后出孳乳字而言的。“母文”一般记录的是根词，后出孳乳字一般记录的是根词的引申分化义，即派生词。语言的变化是相对积极的，而文字要适应语言的变化，因而文字的变化是相对保守的；语言的变化是相对快速的，而文字的变化是相对滞后的，它需要尽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地稳定，尽可能用旧字记录新词，包括派生词。这样，一段时期内语言和文字会形成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与适应。但这个平衡与适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文字承载的词义信息量太大导致不能准确无歧的记录语言，传达信息，而打破旧的平衡，再寻求新的平衡。这个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就是让文字适应词义的分化，在原来的记录本义或若干项引申义的字（母文）的基础上，通过追加若干类属标志分化出若干孳乳字，来分担母文的意义。这样分化孳乳字，过去认为是一种产生形声字的办法。但是，我们认为汉字发展到在母文上加事类标志（类属标志）而分化新字的阶段，一般以为这样所形成的字就是形声字。其实也不是，这也只是向形声字的一种过渡。

每一种造字方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固然与社会的进化和人类的认识、思维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语言的变化有关，但是，就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言，则都是人们在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为困难逼出来的，都是为解决矛盾而逐渐产生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而，总是有一个从无意识地运用到有意识、自觉地运用的发展过程。如：基于感知的象形的产生，固然与人们早期的直观思维有关，但直接原因则是为了克服写“文字画”的繁难；基于观察的指事，则是在克服象形难象其形或无法形象之弊的过程中产生的；注重于联系的会意，则是在济象形、指事无形可象、无事可指之穷的过程中而产生的。但是，仅靠象形、指事、会意这些方法造字还不行，还有许多解决不了的矛盾和困难。仅靠以这几种方法所造的原有的那些有限的字，来表示无限的不断孳乳、分化的词义，不仅困难，而且很难满足精确记录日益发展的语言的需要。于是，人们在制造表意字的同时，就开始用假借的方法造字了。同时，为了济已有的文字不能完全适应语言的发展及词义的孳乳分化、以致表义不明不具体之穷，于是人们便又想到了在原有的字（对孳乳字来说是母文）的基础上，先后加注与母文的特定意义（将要该孳乳字表示的特定词义）有关的类属标志来辅助母文表义，造出了一组一组的孳乳字来。这样形成的孳乳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字形相承，是一组同族字。同族字就是记录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字。

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母文的意义是由母文孳乳的一组“母文类属字”的核心义，后出的母文类属字的意义不过是母文的意义用于具体事物的扩大或缩小而已，即不过是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而已。因而，在当初这些后出字还没有孳乳出来的时候，这个母文可以用来表示那些后出的孳乳字所表示的各类具体意义，只是从字面上看起来有时并不具体明确，在运用特别是在理解上有时不免产生歧义，引起误会。于是，人们便根据母文运用的不同对象，先后加注了确指具体事类的不同的类属标志，具体化对象化母文的意义，便产生了一族统一在母文意义基础上的意义相关、读音相同或相近又同从一母文的字。在这种情况下，类属标志只是辅的成分，不表具体意义，只有指事字义的作用，可救母文用于一些具体场合时义不确、不具体之弊。简言之，在这样的字中，母文是义核，事类符号只是标记或外在的标签，母文加标记而形成的后出孳乳字只是母文部分意义的分担者之一。例如：

1.共字之于供、恭、拱等孳乳字

“共”字，甲文多作“，金文多作“，均像两手奉器供奉之形，本义为“捧物敬献”之义。因而，在这个义核的基础上“共”字可以表示人的外部动作“供奉”义，人的内在行为“恭敬”义以及类似“捧物敬献”之状的“拱手致敬”义。例如：

《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36]以“共”为“供”。隐公九年：“宋公不王”。杜预注：“不共（〈供〉）王职。”[37]《经典释文》：共“音恭，本亦作供。”[38]

《汉书·严助传》：“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供〉）。”[39]颜师古注：“共读曰供。”[40]

《段注》也说：“《周礼》、《尚书》供给供奉字皆借共字为之。[41]

《诗·小雅·巧言》：“匪其止共（〈恭〉）。”《韩诗》则为：“匪其止恭。”[42]段玉裁说：“古之恭字或作共”[43]《经典释文》曰：共“音恭，本又作恭。”[44]

《左传》昭公十一年：“不道，不共（〈恭〉）；不昭，不从。”[45]杜预注：“貌正曰共。”[46]“貌正”就是“恭”。

《银雀山汉简释文》0089号：“故五共（〈恭〉）五暴必使相错也。”[47]亦以“共”为“恭”。

《论语·为政》：“居其所而众星共（〈供〉）之。”[48]《经典释文》曰：“郑作拱。俱勇反，拱手也。”[49]

又《荀子·王霸》：“则天子共（〈供〉）己而已。”[50]杨倞注：“共读为恭，或读为拱，垂拱而已也。”[51]但是，梁启雄说：“天子得人来任众职，可以无为而治，只是恭敬己身就够了。”[52]强调以“共”为“恭”，似不如理解为以“共”为“拱”。

但是，仅用此一字表数义，在书面语言中，极不便于理解，易造成理解上的困惑。于是，人们在“共”字的基础上，根据所用的具体场合、表义的侧重点的不同，分别加注和所侧重的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来明义。加注类属标志“人”旁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供”字，表示人的动作，为“供奉”之义；加注“心”旁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恭”字，表示人的内心的活动，为“恭敬”之义；加注“手”旁，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拱”字，表示含有“恭敬”意义的双手的动作状态，为拱手之义。传统的文字理论由于是将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分析的，因而便以这些后出的字为形声字，甚至以为古代用“共”字是假借。如上例《论语·为政》阮元校勘记：“按共正字，拱假借字。”[53]但是，我们通过历时的动态分析，从由“共”到“供、恭、拱”的分化过程可知：“共”当初在形成新字时绝非以声符的身份出现的，绝非用来表音的，而是表义的。人们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也是表义的。

2.两之于緉、辆、裲等孳乳字

“两”，金文作“”。于省吾说：“（引者按：金文作“”）与两本属同字”。“两之初形，本象缚双轭于衡，引申之则凡成对并列之物均可称两。”（于省吾《释两》）[54]所以，《周礼·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55]。郑注：“两犹耦也。”[56]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称。”[57]因知〈两〉本是成双的二，用“两”字表示。后〈两〉引申而为成对的事物的单位词，仍用“两”字表示，所以，最初作为车的单位词的〈辆〉和作为鞋的单位词的〈緉〉（屦一双也）、还有两面挡风的背心——裲裆的〈裲〉，都用“两”字表示。例如：

《诗·齐风·南山》：“葛屦五两。”[58]“两”义为〈緉〉。

《诗·召南·鹊巢》：“子之于归，百两御之。”[59]“两”义为〈辆〉。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十人，车牛一两，见牛者一人。”[60]“两”义为〈辆〉。

《广韵·唐韵》：“裆，两裆衣。”[61]“两”义为〈裲〉。《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62]王力《同源字典》按：“字本当作‘两当’、‘两裆’。”[63]

这样，便在字面上不能分别所代为〈緉〉、〈裲〉还是〈辆〉。有时难免造成理解上的歧误。于是，人们便先后在“两”字上分别加注了相应的类属标志，以事类归属其义，形成了孳乳字“辆、緉、裲”。自然，这些孳乳字之义在母文“两”后加的类属标志只是识别标志而已。

3、。

“”，《说文解字》：“所依据也。从从工。读与隐同。”[64]段注订为：“有所依也。”[65]按，“”当为从爪从又（手），像两手工作之形，犹“”字所从“”也。“工”为“巨”字初文，“巨”为“矩”之古字，即画方之工具。所以，从爪、从工、从又（手）会意，可表示“所依据也”，即工作有所依也。引申则义为一般的行为、思想等方面有所依据，不逾矩，即谨慎也。也就是，〈〉也。所以，又加心旁而孳乳为“”。《说文解字》：“，谨也。”[66]“谨，慎也。”[67]谨慎，即有所依据，、古今字。以()为母文加上类属标志而孳乳的同族字，其义核为“所依据”，字或从或从。例如：

(1)隐，《说文解字》：“蔽也。从阜，》“神农隐几。阖户昼瞑”[74]、《孟子·公孙丑下》“隐几而卧”[75]，“隐”，亦依也。

(2)，《广韵·隐韵》：“嶙，山兒（貌）。”[76]谓山山相依叠而隆高之貌。

(3)，《广雅·释诂四》：“韫、围、装、包、，裹也。”王念孙疏证：“，亦韫也。……《广韵》云：裹相著（着）。”[77]《玉篇》：“裹也。”[78]裹、韫，亦谓相依附也。

(4)()，《汉语大字典》：“同‘({韵》：“{H1QA93.JPG}，依人。，上同。”[80]《汉语大字典》据《广韵》定“”与“”为异体字，是也。实际上，“”也就是恻隐之专字，也就是一些文献中表示“哀也”（《广雅·释诂一》）、“痛也”（《大戴礼记·五帝记》孔广森补注）、“忧也”（《玉篇》心部）的“”的加形孳乳字。“”，就是恻隐；恻隐，就是心依于疾苦之人也。

(5)，《说文解字》：“栝也。从木，隐省声。”[81]据徐锴《系传》，栝就是用以正邪曲之木的器具。《荀子·性恶》：“故枸木必将待栝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栝，正曲木之木也。”[82]可见，之言依也，之取义仍在于言木与木相依也。

(6)，《尔雅·释宫》：“栋谓之桴。”郭璞注：“屋。”[83]可见，“”即屋栋也。屋栋何以称“”，《释名·释宫室》：“，隐也，所以隐桷也。”[84]“桷”是屋椽，是一种方形的椽子。不难得出结论，“”仍取义于“依”，言是屋椽所依之木也。

(7)稳，《说文解字》新附：“……一曰安也。从禾，隐省。古通用安隐。”[85]段注在“”字下也指出，“稳”是俗字，本字应该是“”。安稳就在于“有所依也”，有所依则安稳。

(8)瘾()，《汉语大词典》据《玉篇》、《广韵》，以为其义为瘾疹，即荨麻疹。并以《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瘾疹》：“发必多痒，色则红赤，瘾瘾于皮肤之中，故名曰瘾疹”为证[86]。其实，即使后来的“瘾癖”义，也是指对过去的生活、行为形成了依赖、依靠。

(9)讔，隐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讔者，隐也；遯辞以隐义，谲譬以指事也。”范文澜注：“讔，廋辞也。字本作隐。《晋语》五：‘有秦客度辞以朝。’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东方朔日，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87]

(10)，《广雅·释诂二》：“絣也。”[88]《广韵·隐韵》：“，缝衣相著（着）。”[89]也就是《集韵·隐韵》所说的“缝衣相合。”[90]是指经缝合使布麻连属相依也。

(11)，据《广雅》、《玉篇》、《广韵》，二字都指车声。王念孙《广雅疏证》在“……，声也”下疏曰：“故车声、雷声、崩声、群行声，皆谓之。”[91]因知其义为嗡声依依，连绵不绝。

这个例子虽然复杂，但是仍不难看出，在“隐、、、()、、、稳、瘾讔、、”诸字中，母文“”是义核，事类符号“阜、山、巾、心、木、禾、言、糸、石、车”等只是标记或标签，是在母文的基础上加类属标志形成的一组同族字。

再证之以出土文献：

4.敬之于警、儆

敬，《说文解字》：“肃也”。[92]即肃而不苟也。如《论语·子路》：“执事敬”，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为“工作严肃认真”[93]是也。因而，当初只用一个敬字，又可表示〈警〉义，也可以表示〈儆戒〉义。例如：

(1)《银雀山汉简释文》0488号：昼敬（〈警〉）夜敬（〈警〉），出入复遮，使士卒皆智（知）其法。[94]

(2)《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95]

后来，为使字形上有明显的区别标志，在母文敬字上加相关的类属标志，以事类归属其义，造出了专字警、儆，而其义在母文“敬”也。

5.失之于佚、泆

失，《说文》：“纵也。”[96]纵者，放纵、放逸也。因而当初只用一个失字，又可表示〈佚〉、〈泆〉之义。例如：

(1)《银雀山汉简释文》1325号：先处战地而侍（待）战者失（〈佚〉）。[97]

又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是以静为动奇，失（〈佚〉）为劳奇。[98]

(2)《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乡俗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殴（也）。[99]

后加注相关的类属标志造了专字佚、泆，分别表示（佚）、〈泆〉之义。而佚、泆两字义在母文失（〈佚〉、〈泆〉）。

第二种情况，母文由其具体义引申发展出一种一般的概括意义，可以用来概括表示有关的事物。于是；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加上能将母文的概括意义对象化、具体化的类属标志，使母文原来的概括意义具体化。例如：

1.并之于饼、骈、姘等

“并”字，引申而有“相合”之概括义。例如，《汉书·艺文志》：“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100]，师古注：“并，合也。”[101]因而，以具有此概括义的“并”，言于人则加注类属标志“人”旁而对象化，为“併”字。《说文》：“饼、竝也”[102]；以“并”言于骨肉则注“骨”旁而对象化，为“骿”字。《说文解字》：“骿，并胁也。”[103]《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骈胁”下杜注：“骈胁，合幹。”[104]“骈胁”即骿胁也；以具有“合”的概括意义的并字言于马，则加注“马”旁对象化，为“骈”字，《说文》：“骈，驾二马也”[105]；以并言于男女，则加注“女”旁而具体化，为“姘”字，《广韵·青韵》：“男女会合”曰姘[106]（按，或曰《广韵》引《仓颉篇》作“男女私合曰姘”，然《青韵》中未见。）

2.成之于宬、盛、诚、、筬、晟、窚、墭及珹、等

《说文解字》：“成，就也。从戊，丁声。”“古文成从午。”[107]但据甲文来看，其字形主要为从戌从口（音围）。“口”（音围），代表城邑；“戌”，表示兵器，有守卫意。两者会意则表示该字的本义为以武力守卫的地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鼎部第十七说成“又为城。鲁骏碑阴：渤海高成。河间阜成。”[108]（按，《故训汇纂》“成”下123“成通城”条之下，注明此条材料出于《经籍纂诂·庚韵》，误。）此二“成”字，均为〈城〉义，这是“成”表“城”义的一个很好的线索。但朱氏把它当假借看待则不妥。另“成”与“城”在《左传》文公十一年、《左传》昭公八年、《论语·颜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韩非子·难三》等文献中互为异文（参《故训汇纂》“成”下125“成作城”条）[109]，这也可能是“成”为“城”的古字的残存。后来可能是由于“成”的引申义比较通行的缘故，因而便促使“成”字又加类属标志“土”旁而孳乳出了“城”。从此，在表示城邑意义时，“城”行而“成”废。但一些从“成”的字，由于当初因“成”而得义，所以仍然保留了“成”的古义的一些遗迹，由此我们可以窥测到〈城〉这个词的词义特征。作为“城”必须有两个特点：一是围起来的一个有一定范围的呈环绕状态的封闭区域，二是这个圈起来的区域能聚拢并容纳所属的人、物、组织等。所以，《释名·释宫室》：“城，盛(cheng)也，盛受国都也。”[110]《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111]（按，“成亦声”反证“成”本义当与“盛民”、“盛受国都”有直接关系，非“就”也。）这就是说，〈城〉这个词可以引申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概括义即两个特征：“容纳、承载”和“环绕”。以“成”的这两项概括义为义核，分别加上相关的类属标志，便孳乳出了两组读音相近、意义相通、字形相承的同族字：

(1)含有聚拢容纳、承载（盛cheng）义的“成”族字：宬、盛、诚、、筬、晟、墭等宬，《说文解字》：“屋所容受也。”[112]段注：“宬之言盛也。《广韵》无‘所’字。”[113]《广雅·释器》：“宬，。”王念孙疏证曰：“未详。”[114]《玉篇》“，宬也。”[115]即收藏物品的帐篷之类的器具，可见“宬”释盛物之处所无疑，含有聚拢容纳义。

盛，《说文解字》：“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声。”[116]段玉裁曰：“盛者，实于器中之名也。故亦呼器为盛，如《左传》：‘旨酒一盛’。”[117]《玉篇》：“盛，在器也。”[118]《左传》桓公六年：“粢盛丰备”，孔疏：“盛，谓盛于器。”[119]无论是盛物，还是盛物之器，“盛”含有聚拢容纳义。

诚，《说文解字》：“信也。从言，成声。”[120]“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121]古文“信”或从二“心”会意。《尔雅·释诂上》：“允、孚……诚……，信也。”邢昺疏：“皆谓诚实不欺也。”[122]《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孔疏：“诚，谓诚实也。”[123]可见，古人所谓“诚”者，谓其言实而不虚也，言中容纳、承载（盛cheng）着事实：言中有心，言中有义，言中有物。

，《广雅·释亲》：“、颈……，项也。”[124]《玉篇》：“颈也。”(125]《广韵·庚韵》、《广韵·清韵》：“，颈也。”[126]“”之颈项义与“成”之承载义有何联系？原来古人虽有“颈在前，项在后”之相对分别，但是一般情况下“、颈、项、领”，甚至“脰”(dou)都可统称颈项（参《汉语大词典》第12册290页）。从“豆”得声之字，多有留止而承载之义，如“豆、梪、逗”等。“侸”字也不例外。侸，树立。《说文解字》：“立也。从人，豆声。读若树。”[127]《玉篇》：“，《说文》作侸，立也。今作树。”舍[128]所以，“”得义于承载（盛cheng）义，因为“”的作用就是承载（盛cheng）头的。

筬，盛物器也。《广韵·清韵》：“筬筐，编具。”[129]编具是指编织而成的筐类器具。《元史·孝友传一·萧道寿》：“萧道寿，京兆兴平人。家贫鬻筬以自给。”[130]

晟（晠），《方言》卷十三：“蕴，晠（晟）也。”钱绎笺疏：“晠（晟）与盛同。”[131]《广韵·劲韵》：“晟，器也。”[132]《集韵·清韵》：“晟，饭匮也。”[133]饭匮即盛物器具。当然，“晟（晠）”还有“明”义，如何理解，有待思索。

窚，《汉语大词典》：“藏书之所。”[134]

墭，《广韵·劲韵》：“堰器。”[135]“塸”与“瓯”同，瓦器也。《玉篇》：“墭盐器。”[136]可见“墭”是一种盛物的器皿。

(2)含有“环绕”义的“成”族孳乳字：珹、等。

城，《广韵·清韵》：“珠类。”[137]《集韵·清韵》：“美珠也。”[138]宝珠一般是圆形物。“珹”之取义可能在于它本身是圆环之物，成串后还是环形之状，而且是环绕于人的肢体佩戴的。

，《汉语大字典》据吴元满《泝原》订为“瞋”的重文[139]，是也。瞋，《说文解字》：“张目也。”按，瞋目本为愤怒之状。因愤怒而嗔目则或使眼睛瞪如环铃，或使眼睛大张如侈口器皿。

但是，由于这些同一母文的母文类属字与母文义通，互相之间也义通，所以，当初他们之间还不能严分，每每混用，如“夗”及“苑、婉、眢、宛”等字在古书里多有混用现象。后人由于未注意到它们本同一母文而义通的问题，只把这种现象当作一般的形声字之间、形声字与声符之间的通假现象，因而对这种现象，特别是对后出的所谓“形声字”代所谓“声符”的通假现象很不理解。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同一母文，其义本通。

这种母文类属字，早在甲、金文等出土材料中已经存在了。例如：

3.士之于牡、等

士字，甲文偏旁作“”，全文变作“”。古文字学大多认为它是男性的标志，因而引申其义，可以用来泛指雄性。后来由于“别异”规律的作用，人们以“士”字为母文，加注类属标志“牛”则为“”（金文作“”，讹士为土，为篆文从牛土声所本），义为公牛；加注“羊、豕、鹿、马”等类属标志，则为“”（《金文编》按：“从马不从牛”[140]），义为公羊、公豕、公鹿、公马。再后来，由于文字发展的“趋同”规律的作用，又并几个字为一个牡字，以该众义。《说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声。”[141]已讹“士”为“土”，并以为是形声字。

4.匕之于牝、等

匕字，甲文作“”等形，金文或作“”，为籒文的初文，义为〈妣〉，本指女性。杨树达说：妣“盖初字止作匕，变体象形字也；继加义旁之女为此，象形增义旁字也；最后因匕比音近而字变为妣，则形声字矣。”“匕妣之初义，第为别于雌（引者按：原文作“雄”）牡之称名，初无生死之别。”（《释匕》）[142]故引申其义。可泛指雌性。后来也由于“别异”规律的作用，人们便以匕为母文，用于牛则加类属标志“牛”以对象化母文匕的意义，则为“”字，义为母牛；加注类属标志“羊、豕、犬、虎”等，则为“”（《甲骨文编》按：“或从羊”[143]、“”（《甲骨文编》按：“或从豕”[144]）、“”等，义为母羊、母豕、母犬、母虎等。再后来，也由于“趋同”规律的作用，合众字为一牝字，以该众义。但《说文》第十部还保存了一个“麀”字，曰：“牝鹿也。”[145]则是很可贵的材料了。

5.之于、等

甲文有“”字，《说文》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一说坎也。”[146]《说文解字》：“坎，陷也。”[147]坎为名词，陷为动词，是坎之用。“”实为“臽”之初文。以“言于人，则加人旁对象化而作“”，即臽（后再加类属标志为陷，），表明此〈陷〉义归属于人；义归属于兽、畜，则分别加类属标志“、鹿、犬”而作“”。此文字之求别求异也；后语言用字趋同，又单用臽字赅众义。

6.网之于等

网字，甲文作“”等形，是捕鱼用具的专名，引申而为一切捕鸟、捕兽等网状用具的共名，所以《玉篇》说：“网，罗罟总名。”[148]后来，以网为母文，加注类属标志“兔”，将义归属于兔则为字（即罝之初文），义为捕兔之网；义归属于雉、虎、豕则加注类属标志“雉、虎、豕”为“”，义为捕雉之网、捕虎之网、捕豕之网。后也由于文字发展中“趋同”规律的作用，又并为一网字以表众义。

这种将母文的意义具体化或外化的造字方法，也影响到了后代，直到形声字出现之后，它仍然起着作用；因而便形成了与上述两类属字相类似的造字情况，即人们熟知的加形字或后起形声字。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八中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引者按：指与原字分别表示了特定的意义），是为分别文；……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149]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历时地分层次地剖析这些字，考虑到原字与加偏旁之字的关系，我们认为，它当初也不是有意造的形声字。也是一种母文类属字。这类后出字，其义均在原字，后加之偏旁或为直观字义（对累增字来说）或为归属原字的有关意义于具体事类（对分别文来说）。兹不赘言。

对于上述两类母文加类属标志而外化其义的字，如果我们不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不考察具体字的发展过程，不明母文与母文类属字的血缘关系，仅从现有的六书理论出发，平面地、横向地不分层次地分析问题，则这些字似乎就是形声字；但只要我们作些历史的考察，能注意到母文与母文类属字的关系。则会发现汉字发展到“母文加上事类符号”分化新字的阶段，也不是有意识自觉地造形声字。这样分化出的孳乳字，其意义仍在母文，母文原本就表示着后出孳乳分化字的意义。所加具体的事类符号，只有标志、指示作用，对于表义来说，可有可无。这类字既然从发生学（借用一下这个术语）的角度看不是形声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它呢？我们主张把它从传统的六书中划分出来，姑且称之为“母文类化字”或“母文外化字”。研究汉字，就要尊重汉字的客观实际，在尊重汉字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发现几书就是几书，只要合乎实际，可有三书，可有六书，也可有七书、八书。

不过，这种“母文加上事类符号”的字，其母文固然是用以表义的，但其读音正与孳乳分化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认读这些分化字之时，往往可以读半边字，这种现象对人们造真正的形声字实在是一大启发。

三　由注音字到真正的形声字

汉字发展到产生注音字的阶段，在原字上注音，似乎就是造形声字，其实也不是有意识造形声字。因为这些字或只是给不易认读的字附注了音读标志，使易于认读，或只是给一些易引起误会的专形象形字，附加音读标志，辅助说明该字是读某音之物，以别于类似的专形字。这样的字意义完全是由原字表示的，注音偏旁与字无涉，可有可无。但后来发展的结果，它们在客观上成为形声字。

我们以为上述加类属标志的字不是形声字。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真正的形声字的存在，但形声字是后来才有的。因为汉字有个发展的过程。形声的观念、造形声字的意识也有个形成过程。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的阶段，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形声字还没有产生。但是，经过母文类属这个阶段，形声字的产生便越来越具备了条件：(1)汉字是记录汉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读出来的，但它的符号——汉字本身却没有音读标志，认、读起来比较困难。特别是一些抽象的难字或形似的字易认错读错，于是人们便有可能想到设法密切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以排除困难了。(2)靠以事类归属母文意义的造字方法产生孳乳字，固然有其优点，可以救本义不具体或本义、引申义、借义难辨之穷。但是，受旧字的限制太多，产生新字也不很易，范围也仅限于同族字，而且仍没有专用的音读标记。所以，在数量方面仍穷于交际，在音读方面仍穷于标记。(3)母文类属字的母文固然是用以表义的，但其读音正与孳乳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故在认读这些孳乳字的时候，往往可以读半边字（母文），这种现象对人们实在是一大启发。(4)人们能想到加类属标志以显示义，当然同样也可能想到在原有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常见的较简单的字（汉字往往以第一次所记录的词的音为自己的音）来表示音读的，以济音不明之穷。

这种在原字上注音的字，还不是有意识地造的真正形声字（形声相益），因为，这种字或只是给不易认读的字附注了音读标志，使易于认读。或只是给一些易引起误会的专形象形字（由于所代的物相似，字亦相似难辩）附上音读标志，辅助说明该形的字代表的是念某音之物，以别于类似的专形字（事实上，加注了音读部分，则字在形体上也有别了）。其义完全由原字来表示，注音偏旁加与否，与字义无涉。例如：

(1)字。甲文有作“者，《甲骨文编》在字下按：“不从凡，象形。”[150]但字在甲文中也有作“”者，显然是在象形字上加注了音读偏旁的，字义完全是由“”字来表示的，“”的作用仅是注音，与表义无关，可有可无。因而，这类字还不是形声相益的真正的形声字。真正的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是平等相益、相辅相成以表义的，少一不可。形符只能表示一个大共名，不能确定具体的意义；声符在表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声音规定了形符的具体意义。总之，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能动的、化学反应式的结合。但是，后加音读标记的字则不然，它们的两部分并不平等。表义完全在原字，音读符号只是辅的音读标记罢了，不确定表义范围，有时可有可无。

(2)骆（骡）字，甲文作“”，是专形象字，与同类的马等的专形象形字难辨别。于是金文加音读标志“各”作“”（见“骡尊”铭文），但义仍在专形。

(3)鸡字，甲文有作雄鸡张嘴鸣叫状者，无疑是象形字；但也有在象形的鸡字上加注一个“系”字的，两者比较，则“系”显然是后加注的音读符号，与字义无涉。可能是为别于其他同类事物的象形字而加的。

(4)齿字，甲文作“”等，为专形象字。金文已在专形上加音读标志“止”作“”。则义在专形，音读标志不关字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专形加音读标志的字，由于有音读部分的辅助作用，便渐渐变专形为泛形了。到这时，则这种字的音读标志的性质便有了变化，渐渐变成了声符，有关字义了。如“”字，当其专形凤变为泛形“鸟”时，这时的“凡”就起作用了。因为到小篆时，“”字去掉“凡”，就成了“鸟”而不是“”了。这时的“凰”字在客观上就是真正的形声字了。 这种在原字上加注与字义无关的音读标志的方法，也影响了后世，因而便也形成了一种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即后世说的转注字。此不赘述。

注音字固然不是真正的形声字，但汉字经过注音阶段，产生形声字已是水到渠成了：(1)原字上加音读标记，从主观上讲固然不是造形声字，但这已证明古人对音读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了，已要求汉字本身具有音读标志了。(2)加之看到母文类属字（特别是以借字为母文的类属字）中，母文这半边与整个类属字的读音相同或近，有认读半边之妙用，大受启发。特别是时已有可能看不到母文（借字）的表意作用了，只以为是表音的部分；而字的另一边（类属标志）所代表的事物正是与整个字的意义有某些联系的事物。这样便有可能启发人们创造一种真正的形声字。(3)这些附加的注音标志，原只是有则更好，无亦不伤表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注音标志是可有可无的，这些注音字自然还不是真正的形声字。但是，这些字既已有注音标志（音读部分）为辅助，与语言相联系而区别同类事物，则物形的刻画已不需像原来那样细致认真——画出逼肖的专形，有些专形便逐渐改为泛形了。如上言的凤字的专形变作了鸟、骡字的专形变成了马等等。到这时这些字的音读标记的作用便起了变化，渐渐成了声符，已有关字义了。这便在客观上已成了形声字。赖音读以别于泛形，音读标志与泛形相益而表义，它再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因而，注音字给人们的最大启发是：看到了泛形加音符，既可相辅相成表示特定的义，而且又有音读。这样便有可能启发人们自觉地以形符加声符造形声字了。

总之，这种种情况表明，古人已发展了原有的注音意识，逐渐具备了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这是真正的形字产生的前提），于是，真正的形声字便随之产生了。产生的途径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一字原有几个相关的意思，靠加若干声符而分化出几个形声字来，分担了原字所载的部分意义。一种是造字的时候，同时取一形符、一声符而造的形声字。二者虽同属形声字，但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声符最初还没有完全取得和原字（意符）平等的地位，不能平起平坐，只有别义的作用。不过，这种字一经产生，它的声符便渐渐不知不觉地取得了和义符平等的地位，它成了这个字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后者则是标准的形声字，形声相益、相辅相成表义，缺一不可：以形符表示一个大共名，别于其他同声之字（所代为同音词），声符以其特定的音确定形符表示的事类中具有该读音的具体事物，以别于同类的其他事物。从字所记录的词的角度来说，是以声符之音联系一个同音词范围，以形符在同音词里确定一个与形符意义有关的特定的词。正像许慎说的那样：“以事为名，取譬相声”、“形声相益”者是也。这时的形声字，不管是哪一种，从造字的主观动机来看，声符本身不是用来表义的，交给它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表音符号用来表音的，它只有与形符结合了，才相互为用、互相配合记录了一个与形符意义有关、与声符的声音有直接联系的特定的词。

形声字的产生、形成，标志着汉字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利用形声的方法造字，是万能的，既可以救文字数量不足之穷，又可以济音读不明、意义不确之穷。而且，形声字又是能产的，可以根据社会、时代、语言的变化和需求合理而科学地产生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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