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篇（2）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篇（3）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

篇（4）

关键词:法律传统文化君权礼法融合民权

key words: Law traditional culture monarchial power etiquette fusion civil rights

作者简介:于乐平(1988-),男,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7级本科生。

一、 君权至上-法自君出

君权与法的关系是传统古代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移权与法,其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郑国子产,邓析等为代表的“铸刑鼎”事件。第二阶段是通过一系列非制定法的限制来使 “人君与天下功法”已形成一种氛围,中国君权与法的关系不断趋向平衡。在明清时期,君力完全超与法律之上,法律已经完全成为君权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君权与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处在一种相互制约与斗争的过程,虽然有过君权与法平衡的时期,但法律从未超越于君权之上,它只是君权治理的一种工具罢了。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法自君出,君权至上的法律文化价值指引。

二、 维护族权,男尊女卑-礼法融合

家庭组织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中权利与法的关系更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概括其两个特点。第一是族权至上,第二是男尊女卑。在唐朝,结婚的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首先要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且夫妻双方之间处处不平等。在家族成员犯罪时,必须做到“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的,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家族权利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而古代有名的“五服制罪”,更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法律儒家化,礼法融合的结果。

礼法融合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征,礼法融合就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法律的评价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趋向一致。我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血缘亲族的社会,从周公制礼的“亲亲”“尊尊”,便可看出我国的传统社会一直追求一种上下尊卑,家族内部有序和谐的一种目的与原则。其次,礼法融合更是与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所相适应的,家族关系的存在,生产力的保存,是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我国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更是礼法融合的最有力推动因素。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法律文化领域礼法融合的开始。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突出的法自君出以及《唐律疏议》中的“德礼为正教之本,刑罚为正教之用”正是对法律道德化的深刻解说。由此可见,正是礼法融合的不断发展,与儒家法律化的价值观指引,才促进了传统社会中家族权利的至上原则。

三、 民权无力-义务本位,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民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在我国古代,百姓是很少愿为自己的权利作斗争的,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无讼”的普遍化。所谓的无讼,就是所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协调矛盾。人民法律意识淡薄,宁可相信个人之间的协商与谈判,也很少愿意通过诉讼程序而上告官府。其次,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很少的,而是通过严酷的刑罚来肆虐民权,如“醢”、“弃灰之法”等法外酷刑的创立与实施。深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义务本位与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的市民社会中,调整矛盾最多靠的是道德手段,然而“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人们权利观念的缺失,而对于法律更多的了解是一种义务的履行。民权就根本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与动力。人们的心中很少就存在权利意识,更多的只是一种对于人伦道德的遵守,对法律的恐惧。其次,我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公权为主,私权匮乏的社会。我国传统是个宗法制国家,国家操纵一切政治权利并掌握主要社会活动的话语权。因此,民间力量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甚至经常受到打压和毁灭性摧残。并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家族控制之外的个人在国家面前的独立与平等,缺乏民间对国家持续状态的经济压力,片面强调政府德行自治,缺乏政府理性形成的外部制衡力量,以致到最后公权与私权是极度不平衡的。

至此,通过对于君权,家族权利,民权与传统法律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以下特点,法自君出、礼法融合、义务本位、公权主导。而在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也只有“以史为镜”,立足传统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篇（5）

【英文摘要】Among the numerou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ancient China，theTianchuan(HeavenPiercing)Festival，GoddessofMercyFestival，Bixia(Azure Cloud)Lord Temple Fair，Double Fifth Day(or Dragon Boat Festival)，Double Seventh Night，Mid-autumn Festival，and Winter Clothing Festival all had women at the core and expressed worship and good wishes for a certain woman.These festivals also implied the moral attainments and codes of conduct required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引 言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一、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概述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

日期

核心

与节日有

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

关的事迹

天穿节

以正月二

(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

十四日为

炼五色石

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

多，也有正

女娲

以补苍天。　“补天”。

饥日，补天

月初七、正

(2)以煎饼放在

地）

月十二、正

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

天”。

观音

佑护信徒

(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

菩萨

安康、送

会

观音会

六月十九

（送子　子。

(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

观音）

女拜佛求子。

碧霞

主持人间

(1)道观斋醮

碧霞元

四月初八

元君

美恶、送

(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

（泰山　子、赐福、　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　婚配。

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

曹娥之父

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

被江水溺

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

五月初五

曹娥

死，曹娥沿　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

江嚎哭七

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

日，投江而　五彩线、踏青。

节）

死。

七夕节

（乞巧节、

织女聪明

(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

织女

能干、心灵　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

手巧、工于　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

衽织。

(2)少女捣凤仙

节）

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

(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

嫦娥

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

八月十五

（月

嫦娥奔月

(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

神）

亮”，即妇女三

节）

五成群，结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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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

十月初一

孟姜

里寻夫送

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

女　 　寒衣，哭长　亡灵焚烧纸制

城。

衣服。

二、神格的光辉——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妇女的道德修养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四、结 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茂华、丌宏易：《中华传统文化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景琳、徐陶：《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6）

二、古代汉语教学课堂应变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曾经出现很多次学习西方文化的现象，并且势头非常迅猛。曾经有人在对西方文化未进行正确科学分辨的基础上，随意模仿西方文化，弃中国传统文化于不顾。从节日习俗上来分析，在中国，很多人痴迷于国外的情人节、圣诞节，无论这些节日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随意拿来便进行模仿，致使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的冷落，无人问津。随着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及迅猛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不断地回归，譬如：我国在2008年主办的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优秀的四大发明、无数、中国吸取、皮影戏、古代音乐等，开场戏《击缶而歌》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国传统的贵宾迎接利礼仪，展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独特含义。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与以往的春节一样共同作为中国法定节假日。这对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学习汉语的巨大浪潮，随后，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相继创建起来，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目前的传统文化大环境当中，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人员有责任有义务将发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走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行列。为此，高效教师要义不容辞的把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履行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巨大义务与责任。

三、古代汉语教学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改变教师教学理念对学生实施正确引导

在以往的古汉语教学当中，教师只是将古汉语课程作为学习其他语文知识的一种工具，在目前的教学革新之后，教师需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要下意识的引导学生。譬如，在论语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可以综合实际情况，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去体会到古人为人处事、教育教人的高尚道德。对学生背诵古诗词上进行严格的要求，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同时可以综合中国传统节日，将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二）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讲到:“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的发现是通过我们对古汉语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慢慢挖掘出来的，所以，在进行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非常关键。

（三）教学方法的革新

古代汉语教师不可一如既往的采取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要做到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教学实际情况的需求，进行多元化的教学。认真组织每一次的古汉语教学内容，重视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譬如：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方式、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将古文字、诗词以生动形象的图片或者动画真实地展现出来，便于学生理解及加深学习印象，从而激发对古代汉语学习的兴趣。

篇（7）

二、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数量上，中国古代文化产品总量约占全人类同期的33%。主要表现在：

其一，中国古代文字出现居世界诸文明前列。中国约在8000年前就创造了文字，华夏祖先在早期的劳动生活中，很早就创造出了文字符号，并大量划刻在陶片、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文明的痕迹，就是早期的文字和文化。现在一般认为，3000至4000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文化的源头，但实际上要早得多。在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8000至10000年前的陶片上就刻有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繁荣和茂盛的文字了。

其二，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居世界之首。文字创造之后，中华文献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献建设。据古书记载，古者“君举必书”。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即设有王朝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典籍史书极为丰富。

其三，中国古代个人著书在春秋即已出现，为世界最早。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逐渐形成国有经典、郡县有志、家族有谱，这样一种三个层级、种类丰富、文献繁荣的世界罕见的古文化现象。

其四，中国古明造纸术比欧洲早10个世纪。纸张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文化的普遍繁荣。而欧洲直到1267年，意大利才建起第一家造纸场。此前，欧洲人只能用羊皮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在中世纪欧洲，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其五，中国古代物质产品生产居世界前列。中国古代的物质产品在英国圈地运动前约占世界的50%。在之前的明清时期有所滑落，约占世界的35%。即使如此，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仍一直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和经济体。中国古代文化产品生产与物质文化产品相匹配。中国古代文化量的先进性有着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三、中国古代文化质的先进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虽然也混合着糟粕杂芜，但从主体上看，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文化。这是因为我国的古代文化起点很高、源头重德。据专家研究，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德”字的表符。在金文中“德”亦有多处记录和多种形体。华夏先祖轩辕皇帝怀有“修德振兵”之志。

古代典籍中记载和论述德则已相当普遍。《周易》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把有形的天、地、君子和无形的道德并列，对德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尚书》中论德也很多。如“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成王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今之学者普遍认为，重德是周代初期人们的一种共识，也是后世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著名学者何新提出，贯穿《尚书》的核心历史观念应该是一个德字。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善文化。早在商代的金文中，就出现过善字。中国古代先贤均秉持民本理性、人性至善的理念与追求。虽然儒家荀子倾向性恶论，但孔子的原初儒家思想是主性善的，亚圣孟子更是深刻阐发了人的性善论。而在民间影响广泛的《三字经》也传承了性善论，开篇即讲“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民间草根主流观念。性善论和西方宗教关于人有原罪的性恶论本质不同。孔子主德主善，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还创设了一大批德目及要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等，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德、善的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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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内涵精髓的呈现，对我国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中国上古时期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漫长文学发展时期，有古典诗词曲、散文、戏曲以及民间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的陶冶情操和艺术欣赏，同时也具有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进步当中不断滋养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发挥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当代价值发挥路径

（一）从文化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对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刻画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作品作者的个人思想，从中更能挖掘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确思想构建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承载体，将古人卓越的智慧与优秀的思维传递至今，供当代人们汲取和学习，从而使人们更具智慧地投入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当中。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观念形成，也影响着文化领域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价值，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力。

（二）从教育角度发挥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仅能够发现古人文学艺术创作智慧，同时更能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中国是具有特殊文化气质的国家，这种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能够体会中国古人其气宇轩昂的东方文化特质、缜密而精巧的中国式文学逻辑思维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探究和欣赏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技巧，更能使学习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质的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能够使得学习者的思想建构更加开阔，同时也使学习者的文化底蕴得到夯实。《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深具影响力，也是在世界上阅读最为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在很多国家的教育课程中有所呈现，肩负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使命，同时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从认知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重要的艺术呈现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项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并且文学作品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经千古沧桑依然深受人们热爱，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究，其根本价值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以及自然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国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判断和哲学思维的体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人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更使研读者找到了人类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内心困境时所做出的智慧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智慧判断依据，进而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人的自我成长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之上，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在导师的教诲中学得的，只有通过个人的感悟和思辨的过程来获得见解，并对见解进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习得人生要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研究，正是人们实现这一成长过程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对当今时代下乃至未来当中人们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要义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追求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发挥着智慧启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琬璐．弘扬传统文化塑造健全人格———论中国古代文学对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建构［J］．黑龙江史志，2014（9）：41－43．

篇（9）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79-0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内涵精髓的呈现，对我国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中国上古时期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漫长文学发展时期，有古典诗词曲、散文、戏曲以及民间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的陶冶情操和艺术欣赏，同时也具有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进步当中不断滋养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发挥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当代价值发挥路径

（一）从文化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对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刻画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作品作者的个人思想，从中更能挖掘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确思想构建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承载体，将古人卓越的智慧与优秀的思维传递至今，供当代人们汲取和学习，从而使人们更具智慧地投入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当中。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观念形成，也影响着文化领域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价值，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力。

（二）从教育角度发挥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仅能够发现古人文学艺术创作智慧，同时更能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中国是具有特殊文化气质的国家，这种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能够体会中国古人其气宇轩昂的东方文化特质、缜密而精巧的中国式文学逻辑思维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探究和欣赏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技巧，更能使学习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质的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能够使得学习者的思想建构更加开阔，同时也使学习者的文化底蕴得到夯实。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深具影响力，也是在世界上阅读最为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在很多国家的教育课程中有所呈现，肩负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使命，同时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从认知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重要的艺术呈现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并且文学作品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经千古沧桑依然深受人们热爱，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究，其根本价值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以及自然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国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判断和哲学思维的体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人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更使研读者找到了人类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内心困境时所做出的智慧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智慧判断依据，进而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人的自我成长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之上，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在导师的教诲中学得的，只有通过个人的感悟和思辨的过程来获得见解，并对见解进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习得人生要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研究，正是人们实现这一成长过程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对当今时代下乃至未来当中人们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要义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追求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发挥着智慧启迪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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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和反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画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创新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画的创新发展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画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画的形成与发展的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不同时代的中国画的发展、风格和特点都体现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国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中国画从创始之日起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联系的，中国画的绘画原则就是根据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道法自然”的意境追求所呈现的。

1.中国画追求与自然的统一、和谐

中国画自古以来就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画形成了浓厚的中华文化沉淀，同时在不断创新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蕴，其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种最高境界已经成为中国画的共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正好回应了这一重要传统文化。由此可见，中国画自始至终就深刻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从其技法、内容、审美角度和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优秀的中国画需要达到画与人的情感和谐共鸣，如果一个画家所创作出来的画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就不可能成为一幅优秀的中国画。画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就必须从自然中去寻找灵感，所创作出来的最终作品要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能够感动他人，才能够得到他人的欣赏，才能够具有审美的意蕴。否则，就不可能突破自我固有的缺陷，最终的作品就不具有价值，不具有审美的意蕴。因此，中国画历来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中国画注重画中的人文气息

我国古代文人追求的是诗、书、画、印，这些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欣赏形式。为了弥合古代文人的欣赏特性，中国画注入了一定的人文气息。一幅优秀的中国画除了要与自然和谐统一之外，还要具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气息。中国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发展创新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画风风格，把欣赏者的欣赏形式诗、书、画、印纳入其中，形成了中国画的独有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情感，如果作画者只是从自身的角度来作画，最终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作画者必须在作品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气息，要欣赏者能够从画中有所感悟、有所启迪，这样的作品才能被称为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中国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地进行创新发展，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气息纳入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地体现和反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

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和反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从最初的符号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最深。

1.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

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法和生产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中国画从创始之日起就深刻体现和反映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也贯穿其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主客体合一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审美取向，这种主体合一的哲学思想使得中国画在创作上具有方向，要求创作者追求一种和谐、自由的创作风格。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体合一的思想要求创作者必须摆脱尘世的束缚，要求创作者的身心专一、自由不受约束地进行作品的创作，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创新发展。

2.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

宗教文化在我国古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学和道学对中国画的影响较大，佛学自汉朝传入中国之后，便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同时佛学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佛学中的“色空”“中道”以及“圆融”等思想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比较直接。这种佛学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尤其是在唐宋以来更深，在这之后中国的画家们深受佛学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佛学中禅宗思想的影响，即直指“本心”、讲究悟境，使画家们的创作风格得到了发展，由最初的审美转向了审美者内心的感悟。由于中国画在当时深受佛学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画更注重画的内涵和精神意蕴，把中国画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意境，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画的艺术风格。

道学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道学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发展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也比较大。中国画的画风和画技，尤其是从线描技法到大写意技法的发展深受古代道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画追求的“师法自然”“气韵生动”的思想都是源自于道学文化。因此，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画画风和画技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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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