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农民教育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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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电大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的实践

2.1广西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项目实施情况

广西远程教育早已涉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建设，广西电大于2004年列入国家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首批试点，主要采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培养农村基层政权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部分受益学员考取国家公务员以及参与非农就业创业。以后，广西农广校和广西远程办也开展农村人才培养。2008年，广西电大与中国人大、北航、中南等重点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面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施人才培养远程合作项目，项目启动北海出口加工区的驻园远程学习中心，送教上门为企业员工进修学习提供服务，许多外来务工青年参与并受益。借鉴广东“圆梦北大100计划”经验，广西团区委于2011年春天在南宁高新区试点“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35名青年职工受助参加广西电大学历进修，接着，又于2012年春启动“万名青年农民工圆梦大学行动”项目（简称“圆梦行动”），广西电大作为首个合作高校将项目进行系统运作，至今已在南宁、北海等七个市资助了1500多位农民工报读高等教育本专科学业，“圆梦行动”人才培养涉及广西八个工业（产业）园区，受训学员平均年龄30.2岁；广西籍占90.7%，外省籍占9.3%；壮、苗、瑶、回、满、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占34.5%；生产经营一线员工占65.2%，后勤服务岗位员工22.4%，管理岗位员工占12.4%；专科学员占64.2%，本科学员占35.8%。首届试点班学员从南宁高新区学成毕业，按时毕业率为60.0%，能完成学业的占86.0%，辍学率为14.0%；以后届次学员各科平均及格率约为85.2%、补考率约为10.0%、辍学率约为4.8%；农民工学员学有所成可以期待。党的十广西农民工代表黄文宣（南丹县矿工）今年已获中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大专文凭。广西电大在“圆梦行动”受训学员中进行了多个专项调查，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需求、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和学习工具等，相关信息已反馈到教学和管理中。

2.2广西电大“圆梦行动”的特点

“圆梦行动”作为我区远程教育专门机构针对农民工群体的远程继续教育项目，具有学历层次高、系统大规模运作、网络技术全面支持，又面向产业园区实用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

2.2.1政、校、企合作协调推动项目

广西电大面向农民工的远程教育培训源发于2008年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人才培养远程合作项目”，由北海市政府和教育厅主导启动，北海出口加工区管委迎合园区企业人才需求而协调项目落户，并解决场地设备困难，北海电大寻找契机主动服务企业，又得到企业和员工的广泛响应，形成政、校、企三方合力促进园区人才培养，推动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至今仍是电大系统的标杆。广西电大“圆梦行动”由广西共青团组织发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亲自启动，电大各市分校找准项目落脚点，结合区域资金项目集聚的产业园区发展建设开发人力资源，得到园区管理层的支持响应并组织协调，发动企业以产业优化升级为目标进行人才培养，企业帮助学校建设驻园专业教学实训基地，政、校、企同心合力形成氛围、机制和措施推进，保证了项目的政府导向正确、符合企业需求、教学实用高效，项目持续推进。广西电大课题组对全区115个产业园区2438家共5.78万员工进行了调查摸底，对项目落户的工业园区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预测，结合各类企业人才培养方向的异同作出规划论证，按企业各类岗位要求修订教学计划，还建立了企业推荐、政府资助、电大系统服务的有效机制，加上学校人财物的投入，使项目意义升华：政府作为经济升级优化的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举措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行动去协调推进项目；企业作为凝聚人心的文化、招工引资的品牌和创新发展的尝试去维护项目的运行；学校也赢得服务社会的声誉和人心向学的呼应。为此，自治区政府专设项目资金，各级团委也筹资支持学员学习，南宁经开区连续五届资助学员学费达50多万元，占总学费近一半的资助成为项目持续进展的重要条件。

2.2.2产、学、研融合服务人才培养

电大看准广西产业园区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结合解决人力资源供求失衡、门槛过低、建设开发粗放的问题，以区域发展目标为重点设置学历层次、专业分布以及教学改革，例如：北海出口加工区的装配特点、南宁高新区的前沿技术特点、南宁经开区和来宾华侨投资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点、南宁东盟经开区的轻工食品产业特点等，都纳入前期调研论证内容，各地电大因地因材实施项目，专业推介注意服务园区发展优势，听取企业的意见反馈，教学适应产业一线员工特点，着力解决各类学员的学习困难，完善适于园区生产生活的教学支持服务，还借力国开大《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核心理念和关键措施，大胆改革教学实训模式，着力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职业教育的转型融合，以现代远程教育个性化、碎片化学习的创新发展解决学员的工学矛盾，提高学员实用技能水平和适岗能力。各地电大还积极整合资源开拓业务，将“圆梦行动”学历教育与企业员工的短期培养相结合，开办了涉及企业精神、团队合作、社交礼仪和营销策略等专题讲座。课题组对二年级以上学员的调查统计反映了项目实施的科学有效和明显进展。

2.2.3思、教、行互动提高员工素质

尽管“圆梦行动”属于成人业余教育范畴，广西电大依然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方向，素质教育覆盖教学实训环节：设有班主任全程管理服务，选拔学员班干队伍构建自治机制，网络平台和交流介面常换常新，表现健康向上的思想情感及感情宣泄，线上线下的班组活动形成制度；教师更是表现了教学一丝不苟和师生的平等互敬，各类讲座、公益活动和交友组织连通师生之间、学员与社会之间、校企之间对教学的监管互动以及合力参与，使远程教育培训达到传授技能、又兼顾学员素质提高的发展目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职业发展方向，收到良好效果。

2.2.4上、中、下配合形成育人环境

电大系统上中下配合是“圆梦行动”广泛延伸的关键因素之一，线上线下（O2O）配合又是项目顺利运作的关键因素之二。35年的办学历程，电大从中央至省到市、县“五个统一”的教学规范实现了资源共享、快捷时效、受众面广的优势，项目经试点到推广，共得到7个市级电大的响应配合，省校决策方案经市校协调组织直达园区学习中心，在培养目标、培养对象、资助政策等方面达成共识，上中下动作一致的系统运作受到政府的好评，项目受益面广，得到学员欢迎，层次分明的扁平化管理又增强了基层学习中心的灵活应对。同时，电大以网络技术支撑教学管理特色在项目实施中受益，专业广泛、资源丰富、网上学习个性化收方便快捷等特点较好解决了学员水平差异、工学矛盾突出和个人需求繁杂等问题，信息技术作为听课、自学、交流的工具适合农民工的时代特点和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需求。课题组总结归纳“圆梦行动”的实践创新，就电大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调研作了总结分析，证明现代远程网络教育培训适合大规模农民工业余进修、职业技能学习和市民素质培训。但是，“圆梦行动”也有专业分布不合理、重文轻理；课程内容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衔接不够紧密；企业一线蓝领人才培养不足；学员职业规划和人才交流还有待加强；农民工群体学习诉求不普遍，学员还不适应数字化教学等等不足；需要认真总结，加以改进提高。

3广西电大“圆梦行动”的启迪

和总理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都有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近期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又提出“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新市民培训”等。各级政府的科学部署和各地的创新实践推动了这项工作的有效前行。从广西电大农民工专项远程教育培训的“圆梦行动”阶段性总结中，给出了经验的启迪。

3.1重新认识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意义和任务

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认识仅限于提高人口红利、增加农民收入、或者提高生存技能和实用技能水平都是不够的。首先，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达2.6亿人），而且正在城乡社会中形成新的阶层，甚至上了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2月的封面，关注并扶持他们事关社会公平、缩小差距、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以教育培训为重点的帮扶措施能够改变命运、促进公平、构建和谐，运用互联网也突显民主公平属性。其次，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企业优化升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和“双核驱动战略”实施都需要大批人才支撑作为基础。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拼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要转向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上来，农民工教育培训应成为发展战略重点。再次，农民工教育培训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注重其职业技能水平提高的同时兼顾其基本素质提升和持续进步发展。教学内容应倾斜于技能知识又要兼顾理论基础，避免“以技能、以收入为标准”的人才培养观，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融入时代。还有，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特点，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扩大农民工的受教育幅射面，以科技创新应用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疏通渠道、提供服务，以现代远程网络教育形式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和水平。对因政府职能出现条块分割造成农村新增劳动力（广西约70万人）享受中职免费教育与大量农民工（广西约1100万人）为生存打拼得不到培训的不平衡局面要认真对待。要在统一认识、明确目标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财政资助、企业支持、学校参与、社会响应的协调合作机制，以提高受教育水平造福广大农民工。

3.2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

首先是服务理念，中国教育具有平民化的历史渊源和人文传统，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延续至今并发扬光大，北京大学在1918年就创办了“校役夜班”，2006年北大校长又为学校保安甘相伟的专著《站着上北大》作序。为大众阶层服务、以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是大学的精神和传承，关注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问题，能增强学校服务社会的自觉、提高学校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功效，“圆梦行动”是远程教育机构办学理念的一次升华，这是高校办学理念转变促进为社会服务自信自为的案例。其次是教学理念，在社会各类形态数字化的互联网时代，各界都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电大远程教育自谥为网络先驱，在“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驱动下，加上网络技术，带来了“教与学颠倒”、“翻转课堂”、“自主学习”等教学模式改革，这还远远不够。用户至上（以学生为中心）、体验为王（完善支持服务）、免费模式（类似“慕课”）加上颠覆创新（模式改革），这些“互联网思维”都在改革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及管理。当然，互联网以最低成本满足最大化需求的市场机制正影响教育培训，还需要政府和企业合作，促进技术应用、搭建共享平台。2014年广西电商的政府统筹推动就是先例。再有是技术理念，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应用，加快了信息技术向各个领域的扩张渗透，并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电大教育也不能固步自封、自甘落后。电大要加快微博、微信、二维码、QQ等信息工具的普及，充分利用微课程的教学资源，尝试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学习在教学管理上的应用，重点是教师的信息技术的掌握和素质提高，促进学员适应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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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的是由于父母工作经常变动，导致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有所耽误，不能及时上学，加上家长没文化，对于孩子要求不高，抱有希望孩子尽早独立的思想，因而出现了没完成学业就出去工作的情况。即使有的孩子上了学，由于不同地区的教育有差别，导致学业跟不上，出现厌学、逃学的现象，最后导致失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1.2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

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办学经费没有教育部门的支持，所以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而农民工家庭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这就导致学校的弊端很多，诸如:办学条件的缺乏、教师的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完整、消防设施的不完备等等。这就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进而影响学生的成绩。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质量也是一个问题，好多教师并没有教师资格证，有的也不是教师专业出身，自身的教育水平不足，导致教师对于如何较好学生没有较大的把握，从事教师这行职业就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知识储备不足的教师必然不能教好学生，这也就说明么有些农民工子弟转入公立学校后，出现成绩跟不上的情况。

1.3农民工的家庭的贫困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业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并不高，加上有的地区政府征地或者土地并不肥沃，导致农民的收入很少，为了生存，很多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求“再就业”的机会，这也就导致农民工成为弱势群体，据研究2008年我国有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为2820万，低收入的为5825万。并且，在农村，一半以上的人是小学或这以下，大中专以上的人数只占0.05%，因为文化水平低下，这就使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选择性不高，待遇低下，没有医疗等保障，生活的不容易使得很少有家庭能够花较多的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因而，很多农民工子女因为家庭的贫困导致放弃学业，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

2对策

2.1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

公办学校要承担起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在公办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流入地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对其进行乱收费；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

有关政府部门要树立责任意识，将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作为一项长期和任务来执行，充分认识到共民工子女与城市长远的发展的问题。要建立适龄儿童义务教育登记制度，特别要做好流动性农民工子女适龄儿童的登记，防止因为农民工的流动，造成其子女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登记卡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保障，当农民工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时，就可以凭借登记卡在学校、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不仅可以减少因户籍制度带来的繁琐，还可以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有效的监管。

2.2明确政府责任

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2.3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

近年来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学生人数也开始下降，这就导致公办学校出现教育资源的闲置，因而，可以将图书、设备等闲置不用的无偿捐给民办子弟学校。还有的学校因为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出现停办、撤销等情况，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政府部门可以进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是民办学校的教师有条件的转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从而保障教师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此外，还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专门设立农民工子女班级，大量吸引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还可以对与农民工子女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农民工子女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认识上都与城市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将他们混在一起，虽然有时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比如：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等。但是，更多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子女由于家庭的原因与城市学生有不小的隔阂，很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所以为了有效的进行教学、管理，将农民工子女安排在一个班级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最后，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学校，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虽然都是公办的，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多方面赶不上城市的学校。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就是看重的是城市学校的教学质量比农村要好，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管理，不仅在办学经费上加大投入，使农村学校没有后顾之忧，还要加大对于人才的引入，高级人才是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基础，有了人才的优势，农村学校才有可能与城市学校进行对比，这样可以吸引许多农民工子女就地上学，而不用进入城市去求学，不仅减少了城市学校的办学压力，还可以减轻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可谓实现双赢。

2.4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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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一、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现状

(一)关于农民工子女称谓的界定

对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给了不同的称谓。目前，关于城市农民的称谓多达十多余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盲流、自发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暂时迁移人口、农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称谓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和偏见。而对于他们的子女，称谓也比较模糊，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则统一称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流动儿童少年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而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他们也属于流动儿童。

(二)农民工子女的规模和结构

关于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主要是基于微观调查和宏观估算，缺乏精确的统计。从宏观来看，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使流动儿童群体日益庞大，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40％。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0到14岁的儿童已经超过1410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的儿童或者在城市入学的儿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这些已经进城的“暂居儿童”之外，事实上还有数量更多“留守儿童”仍然滞留在家乡。据推算，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万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三)农民工子女的两种生活状况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负担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家乡，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其他亲戚家，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或“空巢儿童”，从对“留守儿童”的专门调查来看，父母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方式及学习成绩有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不少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给爷爷奶奶或请他人照料。而爷爷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辅导小孩的学习，加之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溺爱，他们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沟通上的“代沟”问题。正如一些老师所反映的那样，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没人管，放学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没有约束力，拉帮结伙，思想方面不单纯。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时常发生安全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最大的愿望不仅是能赚更多的钱，也希望子女进城上学，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这两种模式下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社会弱势群体，而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教育问题。

(四)流动儿童的就学状况

1.农民工流动子女，即流动儿童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权利。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户籍儿童；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流动儿童”的入学呈现倒“U”型结构。据不完全统计，在石家庄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员达30万，其中流动儿童近6万人。从对省会石家庄市的调查中显示出，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可达到98.5%，同本地儿童相应阶段的99.1%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入学率明显降低，最低可至88%.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率呈现倒“U”型结构。

3.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的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多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从劳动力市场招募的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5.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公办学校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高收费这道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虽然已经出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额入学费用。有些地方虽已取消了各项额外收费，但每个学期几百元的书费和学杂费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为青少年应当上学；不合理是我们国家的起步是在农村，而现在最落后的反而是农村；不合法是剥夺农民工子女上学，与《义务教育法》不符。经过分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滞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前的教育现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为代价换来的。如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扩大为3.11∶1，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城乡收入的极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试想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持平，那么农民工子女问题肯定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够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城市居民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时候，也注重农村的发展，将农民工的权益和要求也纳入考虑范围。这样，对于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当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问题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义务教育体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国城市少儿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义务教育问题。这样，农民工离开农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中没有包括这笔经费，从而使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受害的只能是农民工子女。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上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中国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们难以获得所在城市户口，不仅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也难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从而造成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使本来经济拮据的农民工家庭承担着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有的甚至被迫辍学。

第三、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供给方面存在地区性差异。目前许多农民工通过“朋友介绍”或“媒体报刊获悉”为其子女在城里联系学校，而通过教育部门入学的很少，由学校主动联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这就是说，在教育资源的利用上，农民工很少利用政府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渠道，而相应的教育部门也没有主动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没有主动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这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另外，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现象十分明显，在有些城市学校已处于饱和状态，入学机会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资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却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

第四、农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由于加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既要考虑增加财政支出，也担心会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为了不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另外，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会导致农民工家庭的集体进入。这意味着城市政府还要考虑解决由此带来的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问题，乃至会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其次是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农民工子女就学关系到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大批外地民工进城劳动，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富，也提供了税收，并推动了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不仅属于城市居民，也属于那些未能获得居民身份的所有农民工，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正如长春市一位市长所言，“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纳税，有权享受国民待遇。在农民工所缴税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不应让农民工再额外承担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观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贫困。农民进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较稳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往往家庭计划生育状况较差，几乎都是两个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马马虎虎度日都相当困难，更没有节余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二是观念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父辈贫困、落后的状况，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时下城里的工人纷纷下岗，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读了书，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适的单位，与其这样浪费钱财，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学做生意，多赚些钱，为结婚成家做好准备。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艺术，家里也没有营造适合孩子读书的基本环境。孩子学习成功与否，与家长的素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家长对教育不重视，或家长不具备教育孩子的条件（包括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都不理想。这样，就导致了由于学习受到极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结局。

(四)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

学校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础设施、师资力量以及财政能力三个方面。从城市学校来看，近些年来，虽然有些学校具有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由于城市公办学校通常分散在各个城区，而打工人员却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城乡交界带，区域内的公办学校资源相对紧张，造成公办学校无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员子女借读。

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在整体上是好的。不过，部分简易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师资情况则令人担忧。以情况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该校的教师主要是招聘刚毕业的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其中80%左右是从外地招聘来的，在教师中经过专门练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过熟人介绍、自己慕名而来、由学生家长散发广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师中师范学校毕业介绍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学、教法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此外，这些教师尤其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缺乏训练，这些课的开设存在很大困难。

学校资源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力紧张。一方面是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借读费急剧下降，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学校经济状况带来巨大的缺口。在财政压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实行“一费制”及限制高收费的条件上，城市学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农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的滥收费行为，近而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子女的上学选择。

(五)学生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会环境的能力

学生的适应能力不仅包括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的社会环境。目前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经济上、生活上及观念上存在不少差别，加之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对城里生活及社会歧视的“不适应”，一些农民工子女放弃进城上学的选择。

然而，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将子女留在乡村上学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虽然不少农民工也认为，将子女留在家乡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尤其是难以直接辅导子女的学习、管教子女的行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看来，他们进城打工就是“为了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来”。由于经济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们目前无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学习，只能将他们留在乡村上学。“为了子女的将来”，也只好忍受暂时的别离和困难。事实上，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及措施

(一)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再次，农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可是，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时，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转，其流入地也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预算。这样，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没有了保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破除城乡分割，保证教育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这给孩子们上学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读费”及其他一切歧视性的收费。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费的同时，要降低学校学杂费的标准，减轻农民子女上学的经济压力。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不仅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有学上”，而且要让他们“上得起”。

(三)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当前有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仅农民已经“进城了”，而且已经“留下来”；不仅农民工留下来，他们的子女也“带进来了”。如果说农民工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进城打工，是“经济移民”的话，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则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进城学习，是一种“教育移民”。这种“教育移民”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比经济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种理想的移民或“非农化”的途径。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及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四)强化农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学的观念

当前，由于农民工子女入学较难，部分农民工产生“畏难”情绪，送子女入学不积极。对此，在努力改善农民工子女入学环境的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广大农民工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学，切实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必须认真对待，主动出击，积极而为，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给每个农民工子女提供应有的平等教育，使他们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五)兴办公立学校，扶持私立学校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由此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两为主方针”。同时，加大民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当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更多的学校以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教育机构，鼓励和支持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符合农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态和“流动”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六)教学公平，消除歧视

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做到教学公平。教师在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期望上应该是一视同仁，体现平等。应该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信心和希望，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心理门槛，克服这一群体因为户籍原因而产生的自卑、认命心理，培养自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适应能力。

1．用爱的雨露滋润他们的心田

构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师生关系，形成融洽的教学氛围，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不歧视民工子女，一视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生活在敌视中，他便学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使他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觉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亲近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心扉，从而亲近我们，接受我们的教育。这正是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啊！

2．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为了减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压力，学校应组织活动，师生互动。经常与学生谈心，培养他们自信、乐观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们，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也采用榜样示范法、讲座辅导法等，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给更多学生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引导，教给他们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让他们在同龄间的人际互动中，掌握礼貌待人的原则，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体会同伴间美好、真挚的情谊，使彼此的心灵有机地相融，从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长配合正确引导

学校成立家长协会，让家长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彼此的教育经验。当然学校要请专家和本校的资深人士对家长进行指导。由于城乡差距的现实存在，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别，让他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长正确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心理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家长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勉励子女努力学习，让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家长还要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学习情况，同时也要经常与子女沟通，然后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

4．树立自信，积极向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绪，寻找措施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常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针对“自卑”的心理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些积极的、富有激励性的语言，教会他们用充满希望和热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四、结束语

篇（4）

2农民家庭收入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程度分析

家庭经济发展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家庭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一定程度决定着农村教育的完善和发展。我们把农民家庭的年均纯收入作为家庭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以来衡量农村教育投资水平的能力。通过对农民家庭年均纯收入和农村受教育程度进行Pearson检验，发现卡方值Sig=0，说明农村家庭年均纯收入对于农村教育投资的发展有依存关系，并且关系十分不同，以至于能深深的影响农村教育今后发展的走向以及下一代孩子的教育水平。2012年中国依据物价指数把国民收入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即“上中下”三个收入阶层。其中规定“下”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下下”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2万元以下；“下中”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2万至5万元，“下上”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为了便于分析乌鲁木齐县的家庭年平均纯收入，我们把“上中下”收入阶层重新定位，认为1万元以下是“下”家庭年平均纯收入阶层，1万至3万元是“中下”收入阶层，3万至6万元是“中”收入阶层，6万至9万元是“中上”收入阶层，9万以上是“上”收入阶层。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乌鲁木齐县的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基本都在“上”以下收入阶层（9万元以下），并且受教育程度基本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占比达到了60%以上。在“下”收入阶层（1万元以下），受教育程度主要在初中和高中文化层次，分别占家庭年平均纯收入的38.5%和30.8%，中专和技校的文化层次约是初中或者是高中文化层次，均占15.4%，这反映出乌鲁木齐县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学历文化水平层次较低，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但是为了生活有一技之长，中专和技校也是被调查者所选择的一个提升自己文化层次水平的途径。在“中下”收入阶层（1万至3万元），有28位被调查者是高中学历，占35.9%；有25位被调查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占32.1%，还有12位被调查者选择中专层次学校，占15.4%，可见随着收入的增加，被调查者对于文化水平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认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给他们创造更优质更好的生活。在“中”收入阶层（3万至6万元），初中、高中和技校是这一收入阶层比较重视的学历层次，所占比例分别为37%、29.6%和14.8%，这也反映出被调查者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在“中上”收入阶层（6万至9万元），被调查者更加注重受教育程度，这主要还是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分别占48%和32%。在“上”收入阶层（9万元以上），这一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教育为主，呈一个倒“U”特征。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被调查者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也逐渐发生变化，最主要还是在正规学校的变化，主要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并且技校和中专院校也有所偏向，但是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实行了义务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都进行免费义务教育，中等学校教育也给予补贴政策，导致其所占比重较大。另一方面是乌鲁木齐县农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难以支付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

篇（5）

(二)城市融入城市融入的概念很宽泛，从移民社会融入的角度出发，所谓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即农民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社会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6］有学者在综合相关研究后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系指农民工从原来所在地流入城市，通过身份、职业、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知等方面的调整与适应，逐渐被城市社会和城市人所接纳和认同，同时建立起自己对自身市民化身份的认可，最终能够享受平等、公平的市民化待遇现实结果的动态过程，它是一个动态性的、结果性的、多维度的概念。［7］本研究中的城市融入就采用此定义。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三个社区教育示范点来开展实证研究，探索建立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一)研究内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对天津滨海新区的三个社区进行实证调研，了解三个社区的农民工分布情况、周边设施和产业分布情况，并进一步了解农民工的融入需求。第二，调查三个社区的社区结构的特点，分析这三个社区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区教育的组织形式和实践内容，并运用增权理论对其社区教育培训实践进行分析与解读。第三，结合实证调研情况，寻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性的培训路径和策略，探讨新型的社区教育培训模式构建。

(二)研究样本选取天津市滨海新区(以下简称新区)位于天津市东部，是我国京津城市和环渤海城市带的交汇点，目前常住人口248万，其中外来人口为124．45万，农民工群体占了绝大部分，是全市农民工数量最多的城区之一。为了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当地社区，2009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展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试点项目，滨海新区向阳街道社区为项目的承办方。自2009年开始实施，为期3年。项目实施以来，向阳街道积极创新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滨海新区积极创新社区教育手段，探索和建立“创新社区教育手段，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设立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数字化学习中心、滨海社区学院、新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寨上街铁坨里社区服务中心、开发区翠亨村社区、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等6个项目示范点。这六个项目示范点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和实践经验，促进农民工素质的自我提升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研究从上述样本中选取了向阳街道、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大港太平示范镇对这3个示范点社区的实践模式进行研究分析。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主要是对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向阳街道、中新天津生态城、大港太平示范镇等三个社区内的农民工，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发问卷，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50份，回收率为93.7%，其中有效问卷722份，有效率为90.3%。为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本研究还对部分农民工和社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包括对他们所在社区的参与和认识、社区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工作特点、社区教育给予他们的变化如日常生活、居民的互动和交往、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对未来的规划等若干面，力图深刻认识社区教育中的各种参与力量以及农民工融入效果等。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梳理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从大量的文献中搜索和梳理出有价值的资料进行总结和思考，建立分析框架。

三、数据统计和实践分析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第一，农民工主要来自邻近省市，外来务工人员迁移时，比较看重地域的邻近性。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有32．5%来自河南省，21．3%来自内蒙古，14．1%来自山西省，其余为山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民工进城打工时间，如图1所示，进城时间是1～3年的44．5%，3～5年的为32．7%，5～10年的为20．5%，10年以上的为2．3%。所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比例为61．6%，而女性比例为38．4%。男性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方面与天津滨海新区建筑业、制造业比重较重相关。第二，农民工来源以25～40岁的青壮年为主。所占比例达到55．6%。图2显示，18～25岁的占28．6%，26～35岁的占25．7%，35～40岁的占18．5%，40岁以上的占15．9%。从婚姻关系来看，未婚的占32．4%，已婚的占67．6%。可见，城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精力充沛，家庭负担轻，便于外出务工。第三，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在接受教育方面，图3如示，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比例为37．7%，高中及中专、中技毕业的劳动力比重为42．5%，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20．8%。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能力、探索能力也会更强，亦更容易适应并融入快节奏城市生活。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1．城市融入的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其自身融入的主观愿望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首先设置了“你是否愿意增加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这一问题，被调查者的回答如下:(1)愿意(占70.61%);(2)不愿意(占10.51%);(3)不知道(占18.88%);而对于“您是否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这一问题的回答是:(1)希望(占67.31%);(2)不希望(占20.10%);(3)无所谓(占12.59%)。由此可见，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2．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总体上，城市融入这一过程大体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社区融入。理论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涉及经济能力、住房、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生活方式及心理认同等多个方面。基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证调查所得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需求分为信息技术与电脑知识、就业和职业培训、权益保障、城市生活、人际交往、卫生健康等几个维度。我们在选取的这六个项目示范点进行抽样调查，抽样时兼顾了不同行业的城市农民工，包括从事建筑业、批发和销售经营、电子加工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业的人员。问卷以“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需求调查”的名义进行。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需求，作为问调查的补充。从调查数据的分析中(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农民工需求最大的是人际关系交往方面、卫生健康、权益保障以及信息知识与电脑知识。说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本研究结合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就外来农民工关于信息化技术与电脑知识、人际交往、权益保障、卫生健康等五大方面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1)信息知识、信息技术的需求互联网信息量大、实时性强、交互及时，使得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获得信息的基本前提是掌握、运用电脑。数据显示，79.5%农民工认同电脑和互联网的运用能跟上社会发展步伐，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因而，这种需求具有普及性，也成为农民工比较突出的一个需要。(2)人际交往的需求调查数据显示，被访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呈现高度同质的特点。图4表明，58．8%的农民工交往对象是与自己同质的城市务工人员，大多为老乡和同事;34%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往较多。可以初步判断，农民工对与城里居民人际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深度访谈中，被访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与天津本地人不一样，他们很少有机会融入天津本地人的生活中，对于城市生活经验更多来源老乡的经验交流。他们非常希望能通过活动促进与城里人的互动，增进了解，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3)不良情绪调节的需求数据显示农民工对于如何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的需求也较高(82．5%)。城市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必然给农民工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因而，对自我情绪控制和心理调适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实需求，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能力，它可为外来者在完成经济方面融入之后，在人际关系、心理适应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4)权益保障的需求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群体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具备基本的维权意识，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途径。数据显示，45%的农民工学习过《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21%的农民工会主动了解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深度访谈中也发现，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意识相对较强，权益保障的需求增大。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农民工对于在其怀孕、生产和哺乳期间的权益非常关注，需求也非常强烈。(5)健康及医疗卫生需要从某种程度来说，健康身体是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数据显示，84．5%的农民工认为自身健康非常重要，认可健康预防知识的重要性，即生病之前的预防。然而，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所提供给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及所处的职业环境有很多健康及安全隐患，如传染病、生成事故及职业危害。大多数农民工对此并没有相应的了解和预防知识。51．4%的被调查农民工对血吸虫病、疟疾、结核等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预防知识不清楚;34．5%的农民工对本企业的职业危害一无所知。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未将外来人口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访谈中农民工自身医疗保健意识比较弱，遇到生病时经常会有拖延病情情况，69．7%的被调查农民工希望一般的小病能够在社区内直接解决，并希望社区能够提供预防措施或是预防信息和方法。(6)城市生活虽然农民工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还是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文娱活动单一，并没有融入到现代的城市生活中来。数据表明，农民工最普遍的生活方式是看电视，约占28．6%，其次，和老乡聊天、打牌及逛街，约占15%。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工缺乏与城市居民持续互动的交往，基本生活在内群体中，他们也较少能分享到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或者没时间、没能力去享受城市公共生活。他们迫切希望能享受到城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三)社区教育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践分析1．样本1:向阳街道社区(1)向阳街道社区基本情况向阳街道属于成熟型社区，据不完全统计，其外来农民工数量在滨海新区是较多的社区之一。(2)向阳街街道社区教育的探索及组织形式根据调研，向阳街道社区有45%的农民工居住打工的时间超过3年，其中25～35岁的农民工占45%，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认同与诉求，关注青年农民工的现实诉求，以城市社区为依托，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其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全面融入成为了向阳街道社区面临的新课题。值得一提的是，向阳街道依托“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探索和创新其社区教育:首先，提升青年农民工综合素质，增加融入城市的人力资本。基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向阳街道社区重点围绕“以培训促心理融入”这条主线，对培训内容和计划精心设计，引导、帮助青年农民工，参加职业资格教育和后取学历，探索培训的新方法、新模式，2009～2012年，先后组织各类专题培训20余场次，参加培训人员3000余人次。其次，建设农民工活动场所，扩展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农民工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标准。向阳街道社区建立活动场所，如社区工作站、青年农民工之家、流动党员之家等场所，为其提供文化知识教育、计划生育、权益保障等。同时，进一步拓展教育形式，通过联谊会、志愿帮扶、邻里结对等系列活动，引导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促进农民工与社区、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此外，社区还开展专题艺术节，展示青年农民工特色乡土文化，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交融。2．样本2: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1)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基本情况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就是滨海新区为外来农民工打造的专属社区，蓝领公寓内配套设施齐全，配有公共浴室、洗衣房、洗衣机等，离厂区不远，周边设施环境较好，有专门的商业区，包括餐饮、超市、银行、旅馆、美容美发店、服装店等，使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不断地成为一个有利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场所。(2)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社区教育的探索首先，探索了开展社区数字化学习的实践模式。数字化学习中心免费为农民工开放，提供各类纸质图书阅读和网上学习休闲服务，让农民工体验数字化学习。为满足青年农民工的学历教育需求，中新天津生态城工会与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合作，通过数字化学习中心开展以网络为主要形式的学历专科与本科教育体验活动，为农民工提供学历教育通道。其次，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手段，促使社区教育功能辐射面扩大。如通过流动课堂和流动影院，定期为蓝领公寓的农民工开展法律、摄影、文明礼仪、心理健康和卫生防护等知识讲座，同时还适时开展“宿舍文化节”活动、球类比赛、趣味运动会等多种文化活动，让农民工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活”与“城市生存”，使农民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3．样本3: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1)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基本情况调研发现，太平镇是大批青年农民工的输出地，同时也是大量外来劳动人口的聚居地，农民工流动频繁。同时，大港太平示范镇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单位，其社区管理特色为住区—社区—邻里三级社区管理模式，形成了“住区能开放，社区有特色，邻里强管理”的面向新时期新区域发展的现代农民社区格局。(2)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教育的探索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在调研农民工流入流出的“双流动”行为及其教育需求后，通过大港太平示范镇镇政府与企业联手，启动“凤还巢工程”专项工程，根据企业用工需求，提供有关技能培训要点，如电子培训，鞋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和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4．小结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综合的、多元的。根据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本研究中的社区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向阳街道采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搭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信息化平台，提升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及城市融入意识;中新天津生态城设立为农民工服务的数字化学习中心，建立学历教育通道，促使农民工信息化及整体素质提升;大港太平示范镇镇政府与企业联手开展的专项工程，提升农民工素质和就业能力。本研究对所调查的一部分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检验社区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效果以及农民工对社区教育的评价。结合访谈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教育提高了农民工工作和生活能力。所访谈的农民工普遍认为学习网络知识后，工作生活能力提高了。工作方面包括:对网络、电脑有进一步了解，提高计算机知识;“计算机知识得到了强化，通过学计算机，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和别人沟通也多了。这很大一部分源于在数字化学习中心学习的学习。”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有了提高;“现在会主动到网上找资料，办事情脑子也活了，而且工作水平也提高了。”生活方面包括:学会使用电脑，如打游戏、上网、看电影和储存编辑图片等，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健康、卫生意识提高，开始注意到常洗澡、讲卫生习惯;有意识的寻求去帮助。如“原来经常买书籍，现在可通过网络获取资源和信息”“现在也通过视频教学来学习一些东西”。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原来自己脾气不好，也自卑，觉得自己啥也不行，现在交往人多了，遇到问题也会想想，性格没那么急躁了，同事也愿意和我聊天了。”“社区里的活动，让我也能与城里人接触了，性格变的更加开朗。”“通过培训对计算机更熟悉了，也学会用网络和朋友保持联系”。生活领域扩大，与人交往范围扩大，增强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度。“感觉对社区服务机构很有亲切感，也增加了我对政府与城市的信任感，没那么陌生了，我感觉在天津还是很温暖的”。第二，社区教育帮助农民工提升自信心。自信心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感觉自己融入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敢于接触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敢进大商场了;乐于接纳自己(包括性别、长相、出身等);不逃避，能主动、大方地跟人交往;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乐观向上;向别人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敢于给自己设定目标，并坚信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目标;“我现在也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以前没来天津之前没有想过。那就是过3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倍，积累资本;3～5年后，开始自己搞承包，之后找合适机会自己开店，这一过程得需要大约6年吧。实现这一过程，很艰难，但是我相信能够实现”。尽管自信心是存在于个体内心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难于测量，但是通过访谈，仍然感受到通过社区教育，农民工自信心的变化和提高。在访谈中，三个示范点社区的农民工对本社区教育培训(如生活技能、自信心、与人交往等方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数字化学习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的感觉电脑培训很好，帮助我打字，还有很多很多，我不怎么会写，反正很好，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谢谢政府、社区让我们在他乡有个良好的免费的学习环境。不仅给我们知识，还给了我们友谊，谢谢。”“通过网络学习，还可以靠自己努力拿到电大文凭，成为大学生，这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终身学习的含义。”“社区组织的维权讲座、法律知识讲座等，让我对自己权益更加了解，收获很多。”“通过社区组织的活动，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不感觉那么孤单了。”

四、社区教育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探究

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和融入是其社会融合的微观基础(王桂新、罗恩立，2007)［6］。本研究表明，社区教育是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的一个良好途径，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一)社区教育需要融合增权实践依据增权理论，增权实践可分为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等三个层面，本研究中社区教育内容、培训形式及其培训方案的设定，融合了增权实践的三个层面。向阳街社区注重提升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识，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侧重提升农民工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着重提升农民工岗位技能及职业能力，这都有效地满足了农民工群体期望被城市所接纳、所认同的心理需求。社区要积极搭建城乡居民的互动、沟通及发展平台，营造城市接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也就实现了本次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本研究的调研也发现，这三个社区对农民工群体的融入学习需求都进行了调研，基于此基础上，培训的内容和形式非常灵活，如主题活动、联谊会、讲座、宿舍文化节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对他们需求的反应及时、灵敏，也获得农民工群体的信赖与支持，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迅速、有效地融入。

篇（6）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篇（7）

3、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其实并不遥远。随着我国每年0．6%的城镇化步伐，他们不久将成为城市的主人。但是，想成为城市的主人必须要有生存的手段，他们的要求，就是为了职业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提供的广阔的舞台和发展的空间，能让他们在此有生存发展的能力。现在，社会有些现实是残酷的，许多大企业对大学生的关注度很低，相反对技能型人才却很是青睐。为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也就成为新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方向和发展前景来说，这无疑更加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4、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背景，使职业教育内容因人而异。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但是仍以初中左右的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考虑到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能力，对于他们的职业教育，应以技术型和操作型为主，而不要过多涉及太复杂的理论知识，教学形式要直观、浅显;同时，职业教育培训者还必须提前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生活以及心理，针对他们的现实需求，辅以操作技术、安全、文化、社会、法律、心理等方面的现实教育。

篇（8）

2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农民缺乏较主动学习的意识

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主体对象为农民，不仅需要传授于他们文化、技术知识，而且还需要指导他们将这些文化、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效益与经济成果；同时，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活动中需要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为教学目标，但有些农民长期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难以接受新事物，以至于给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2.2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趋于形式化

有些事业单位过分注重教育培训的形式，而并没有对教育培训的内容加以重视，加上培训教育的计划缺乏系统性以及其时间安排也不尽不合理，导致没有获得较高的实效。

3农民鉴于培训工作问题的相关措施

为了提高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活动的质量以及水平，首先，应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以及评价系统，围绕着农民的满意度以及接受程度来评定；其次，对当前农民教育培训的单一形式进行不断地探索与研究，以拓宽和丰富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以及增加培训教育机构。

3.1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及丰富其教育机构

3.1.1不断地发展农村农民培训教育为了实现农科教结合的目的，需要不断地加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统筹，并且完善农民职业教育网络；同时，还需要不断地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以及水平。此外，需要不断地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以及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水平。

3.1.2积极引导农村培训教育发展首先，当地政府需要充分的发挥其投资主导地位，对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所需要投资的地方给予充足的支持，以保障农民培训教育工作正常开展与实施；其次，当地政府还需要重视引导农民转移就业的问题，从而为农村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3.1.3提高农民参加培训教育的积极性首先，需要提高当地农民的基础文化知识水平，以提高他们的新农民意识；其次，通过教育使他们不断地更新思想观念，使农民很好的参与到培训教育活动中；最后，提高受教育培训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加强对农民从事生产与多种经营技术的指导与信息科技支持，从而提高农民参加培训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3.2坚持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与其内容相结合，以提高教育实效

坚持农民教育培训形式与其内容相结合，并且根据农民的需求以及接受能力来安排培训内容且做好培训规划工作；同时，不断地丰富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授课形式，不仅能够吸引农民积极参与到培训教育工作中，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培训教育的实效。

篇（9）

1.1奔富愿望强烈

据统计，中央近些年陆续出台了二十几项惠农政策，各地也相应出台了配套政策，使农民在解决了温饱的情况下，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因而也坚定了致富奔小康的信心，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就业渠道更多一点，收入更高一点，生活更富裕一点，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共同心声。

1.2求知欲望强烈

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他们自觉地通过看电视、上网、阅报等现代信息手段来掌握市场信息，通过参加各种技术培训班学习科技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在一些特色产业发展比较快的乡（镇），科技致富的示范效应也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据统计，74.7%的农民认为教育与一个人的发展前途有很重要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对子女的教育，更愿意让孩子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

1.3渴望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对居住和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生活居住环境要洁净、优美，而且文体娱乐生活要丰富，这些要求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更大的提高。

1.4更关注自身的权益

时下农民较以往更关注自身的利益问题，这种对利益的关注大到对公益基础上的建设，小到对一家一户优惠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对公益基本建设的招投标、干部公正处事、养老保险、拥军优抚、私人建房等问题十分关注，并且积极参与，建言献策。

1.5市场经济导致利益格局多元化

部分农民的思想受到影响，不能很好地正视一些社会现象，突出表现在：社会公德意识淡化，对集体公益事业态度冷漠，艰苦创业精神不强，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思想，讲权利不讲义务，讲利己不讲利人，讲索取不讲奉献；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虽然科技、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但对政策的断章取义和法律知识的一知半解，导致是非标准模糊。

2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仅农民就占到8亿以上，农民教育问题一直是现阶段“三农”工作的一个瓶颈，也是农村工作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2.1上级部门不够重视

部分乡（镇）党委、政府对农民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是片面强调经济建设，没有认识到加强对农民教育培训，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工作。领导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致使一些正面的思想得不到弘扬，引发了一些消极情绪和行为。

2.2教育方法不能与时俱进

就像古方看不好现代人的病一样，只是“开开会，讲讲课、读读报”的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很难达到农民想要的效果。受教育的主体和教育工作的任务、内容、渠道都因环境和思维方式而改变，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是提高农民教育实效性的关键。2.3教育内容与现实不符教育内容由于缺乏对农民思想变化系统的研究而显得形式化，严重背离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真实思想，很难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起到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如何把教育内容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是目前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3关于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拓宽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路，探索农民教育培训的方法，创新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形式，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3.1目标明确，定位准确

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教育活动为载体，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民主法制素质为目的，通过教育培训，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科技致富技能。

3.2内容充实，贴近实际

要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重点开展四项教育：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开展四情（国情、市情、镇情、村情）教育、普及民主法制教育、充实科技实用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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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会引起生产成本的不同，从而致使交易双方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劳动者生产技能提升而引起的生产成本下降形成企业比较优势的关键，因此对于降低生产成本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来说，它们往往愿意选择文化素养和职业素养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参加教育培训是一种生产性投资，通过接受教育培训，他们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习得一定的专业技能，成为技能型人才，并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样，当外在条件相同时，与未接受过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会由于自身素质的提升而具有一种比较优势，因此在就业中就能拥有相对的优势。

（二）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流动，是他们不断变换劳动角色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从业人员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趋向改变的今天，“从一而终”的传统职业观念受到挑战，职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呈现速度不断增加、频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系统的教育培训，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具备职业流动的必备素质；可以使他们通过自身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由“新手”成为“专家”，由此增强自信力，职业流动意愿也随之增加；可以使他们掌握新技术和适应岗位新要求，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资格，从而使职业流动成为可能和持续。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才能够不断得以实现。

（三）有利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

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年收入1588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家庭年收入2947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大专的，家庭年收入55780元；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125213元。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但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而且还有利于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有研究者对广东省东莞市电子产业、手袋加工业、鞋材加工业等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教育培训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呈正向关系。

（四）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作为一个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经济结构是生产要素流动配置的状态和结果，它是由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训后，以发展性因素为流动动因，流动的意愿增强，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大规模的流动既改变了社会劳动力的结构，又改变了社会总需求的空间分布，特别是农产品的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变化的影响下，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格局逐渐被打破，不断优化升级，农村各种生产要素被释放出来。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重新进行组合，农村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二、经济学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策略

（一）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转变择业观念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正确的择业观念是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就业和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形成新的择业观念，是有效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第一要务。如前所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学历层次和文化素养较高，维权意识强，视野开阔，易于融入城市，但是他们的职业期望值较高，择业观容易出现偏差，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一味追求既舒适且收入又高的工作岗位。为此，他们在选择工作岗位时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处于两难境地。鉴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教育培训时，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转变就业观念，及时调整心态，通过小组讨论、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使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职业定位，从而最终找到符合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工作岗位。

（二）注重技能培训，提升职业素养

注重技能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同时对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满足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一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调查表明，需要职业技能方面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25.7％，需要创业技能方面的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17.3％，需要管理技能方面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15.8％。由此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是以满足他们职业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较高职业岗位的追求。鉴于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要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重点，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材施教，对于已经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对于还没有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开展引导性培训和就业前培训，提高他们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围绕产业发展需要，以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培养处于生产、服务一线的操作型、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按照不同职业或工种岗位要求，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突出操作技能，增强就业能力。此外，加强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培训获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增强在谋职、供职过程中的竞争力。

（三）构建多元化教育培训融资体系，提供经费保障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并且教育培训支出的首要来源是自费，这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在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导向下，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新生代教育培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资助、社会参与和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其一，各级政府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大幅度增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规范资金管理模式，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积极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用工单位和培训单位的税费减免力度，扩大减免范围，增加减免比例；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中央供给、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其二，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注重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如果企业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和经济效益较好，可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5％足额提取。其三，制定多种优惠政策，调动社会团体、个人等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加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的投入。其四，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教育培训的最直接获益者，要增强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意识，积极主动地承担部分培训费用。

（四）培训形式多样化，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特点

正如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学者达肯沃德和梅里安所说：“成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了全日制学生的责任（童年和青年的主要社会责任）而承担了劳动者、配偶、或父母的责任。”新生代农民工承担着多种责任和义务，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工学矛盾突出，这是影响他们参加教育培训的一大障碍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投入的最小化和产出的最大化的目标，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培训形式。在授课形式上，既可以把课堂设在学校，进行集中授课，也可以把课堂设在工地、车间等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场所，进行现场参观和实地观摩。在培训手段上，既可以运用传统的面授教学手段，也可以运用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如网络教学视频、慕课、基于在线实时信息交互的教学等。在培训时间上，既可以采取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也可以采取脱产、半脱产和业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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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能否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只有不断分析研究新时期农民教育的特点，完善农民教育体系，改进农民教育方式，使真正的农民内在素质“质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具有更可靠的保障。

一、农民教育中存在的缺陷

长期来国家不断加大农民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多渠道、多形式农民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村依然表现出农民素质偏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得不到充分应用、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农民收入不能稳定提高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在农民教育中，真正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培训，农民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

(一)“农民”定义上的不清晰，使得农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突出

农民是指农村中从事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居民，而人们习惯上不是以农村居民的职业特性界定农民身分，往往是以农村户籍为依据，将农村户籍的居民统称为农民，模糊了农民与农村居民的概念。农民教育则应以农业科学技术为内容，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居民为对象，以提高农民素质和科技水平为目标的教育活动。由于“农民”定义不清晰，使得农村开展的各种技能培训和教育活动，自然也就纳入农民教育的范围。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和鳃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从业农民从未设定也难以设定年龄界限，在年龄段上也不易明确农民教育应突出的主体对象。习惯上或广义上的农民概念，极容易忽视真正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的受教育问题，使得农民是农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突出。

(二)对解决“三农”问题理解上的偏差，使得农民教育的方向发生偏移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增收、农民致富的两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我国有8亿多农村居民，农村劳动力4．8亿左右，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需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培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对增加收入，富裕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等有着积极作用。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增强农村劳动力输出后从业的适应性，有必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高素质的农民为基础，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同时，并不能放松或忽视农民教育工作。事实上在农村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劳动力转移培训，轻农民教育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是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对象，这部分农村劳动力通过培训得到转移后，农民教育又不能同步开展，更突显农民素质低下和农民老龄化问题，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因素。

(三)接受教育的需求意识不强，使得农民自我放弃接受教育的主体地位

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知识具有眼见为实的特点，农民获取的农业科技知识较多的是通过农民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示范影响，加之“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耕作方式的沿袭，影响了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农民接受教育在时间和经济上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付出，农民的收入状况和接受教育后获得收益的滞后性，同样影响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更突出的是农村劳动力中38％左右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49％左右是初中文化程度，增加了农民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难度，降低了接受教育的欲望和信心。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某种程度上是自我放弃接受教育的主体地位。

(四)农民教育的体系虽然健全，但培养新一代农民的重视程度不够

建国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工作，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无论是教育职能，还是地域分布的覆盖面上，都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体系，这是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农民教育或农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然而，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加之社会对学农、务农的偏见，农民教育体系中培养新一代农民的职能有所削弱。农业院校不断向多科性、综合性学校发展，农科专业学生数在学校中只占30％左右，同时学生“服务农村、献身农业”的观念比较淡薄；农村职业教育并没有突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办学理念，往往偏重于以劳动力输出为培训导向；农村基础教育不仅缺乏对学生“学农、务农”的必要引导，往往以跳出“农门”作为激发学生勤奋学习的动力。现代农业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农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和经营，要求农民需要具备农学、机械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要取得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不能仅仅依靠对现有农民的教育和提高，更重要的是确立培养新一代农民的教育理念，着力于对新一代农民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二、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的措施

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念不可动摇。发展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惟有进一步重视农民教育工作，加强对现有农民的教育，重视对新一代农民的培养。只有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才能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一)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合理界定农民教育的主体对象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历来没有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使得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不能显现。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就是从职业特性和年龄要求上明确农民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从机制和制度上确定农民的职业身分，真正意义上赋予农民与工人、教师一样具有职业内涵。农村居民通过系统的农民教育获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使农民有表明职业身分和职业技能的“工作证”，或是农村劳动者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准人证”。只有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合理界定农民的职业资格，规范农民的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才有利于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教育的针对性，让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真正得到教育和提高。

(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农民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还是收入水平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素质状况和收入水平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农民教育不仅是要加强引导，使农民从关心自身利益的角度提高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农民教育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国家必须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建立相关保障机制，推动和促进农民教育工作的开展，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1．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从制度上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小规模、家庭式的经营方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保持农村现有行政组织体系的框架下，注册成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建立新型的农村政企关系，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农民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下，必须主动接受教育，获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使农民更新传统农业和经验农业理念，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真正在素质上“质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能够有效地开拓农村就业市场，吸收更多的接受高等农业教育的学生回到农村创业，从而改变农民的整体素质状况。

2．进一步调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式，让受教育者有施展才能的空间。由于土地是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显示公平，农村居民均享有土地承包权。随着农民家庭人口的变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分散、小规模的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必须调整，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必须改变。鉴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农村居民享有土地承包权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可将土地承包权以入股的方式流转到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并参与分红，使土地相对集中达到适度经营规模，实现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将通过农民教育取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吸收为职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劳动报酬，同时在失业、养老、医疗服务等方面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实行农村居民土地收益与农民劳动收益的分离。

3．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让农村居民获得基本保障。确立农民职业化，提高农民教育的成果，离不开社会保障机制的支撑，实行农村居民土地收益与农民劳动收益的分离更离不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首先，建立健全农村居民转移后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其离开土地后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往往都被称谓“农民工”，在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上均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农村居民通过技能培训后转移到城镇就业，国家必须实施强制性政策措施，使之在失业、养老、医疗服务等方面纳入城镇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农村居民转移后的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