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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于2011年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根据课程安排和学分要求,该门课被安排在大二下学期,课时为一个学期总计36学时,去掉假期、校运动会或中期考试等2~6学时,总可用学时仅为32学时左右。学生在此之前已经修完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在同一学期修读,但尚未学习统计学。从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体系来看,这个课时量明显不足。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讲,本科生培养方案需要保持相对稳定,即使培养方案有所变更,各课程的课时量调整也要综合考虑专业性质、学科性质、培养目标、学分安排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计量经济学课时量的增加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于许多高校来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课程。一些学校在管理学类专业中尚未开设该课程,而开设了该课程的管理类专业也普遍存在课时量不足的问题。谭砚文、陈珊妮(2011)的统计表明,在8所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类大学中,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平均课时为58学时,而一些农业院校仅为48学时。这个统计数据是基于经济学类专业的调查结果,而对于管理学类专业来讲,其课时量更少。以全国45所财经类大学的会计专业为例,仅开设统计学的有32所,未开设统计学而直接开设计量经济学的有2所(总课时分别为32、54学时),先后开设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有11所(计量经济学的课时分别为30、32、32、36、48、48、48、48、51、36、72)。可见,对于管理学类的课程来讲,课时紧张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教学方式,争取在最少的课时量内完成教学任务。
(二)先修知识准备不足
计量经济学创始人R.弗里希曾指出:“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着手,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和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绝非一码事;它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计量经济学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是充分条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因此,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结合,这门课程对学生的基础知识要求较高,在学习该课程之前,学生应掌握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经济统计学等先修知识。显然,经济学类本科生在经济学基础方面比管理学类本科生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对管理学类本科生不利,如有的学校未开设经济统计学而直接开设计量经济学,有的学校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开设在同一学期而未先后开设。除了经济学基础的差异之外,一些高校对经济学类专业学生的数学要求要高于管理学类专业。因此,总的来看,管理学类本科生的数学基础要弱于经济学类本科生。综上,先修知识准备不足、基础知识薄弱,是管理学类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在改善这些弱势条件的基础上,提高教学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二、教学经验总结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有学生在课后提出一些与数量研究方法相关的问题。比如,有学生在参加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或学校举办的建模大赛的过程中,希望用上所学的计量经济学知识;也有学生在学习了这门课程之后,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产生研究兴趣,如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股票价格的上升,能否量化这些因素的影响等。2011年之前,青岛大学会计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几乎全部为规范研究。2011年之后,每年在240篇左右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有10篇左右的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用到了计量经济学课程所学的知识。总体来看,计量经济学的开设已引起很多学生的兴趣,有部分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中运用了课上所学的知识。
(一)合理的目标定位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可以为实证研究提供工具基础,在管理学领域已有广泛的应用。因此,对管理学类的本科生来讲,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数量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王少平、司书耀(2012)指出,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对学习兴趣和研究能力的培养重点在于三个关键能力的培养,即观察和分析实际经济现象的能力、基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应用恰当的计量经济模型或者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在研究的过程中发展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学习计量经济学要求学生具备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基础,但这对于管理学类的本科生来讲,难度较大。很多学生数学基础不好,有些高校管理学类本科生在读期间并未事先修读统计学,这就给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增加了难度。很多学生是初次听说计量经济学一词,对于该学科的性质、定位、掌握程度等没有清晰的认识。一些学生在看到教材中的数学推导和大量的统计结果时,直接将其定位为数学,并将该学科划入“超困难”级别,从心理上产生了抵触情绪。管理学类本科生的经济学基础和数学功底较之经济学类本科生要差,再加上课时紧张等原因,对管理学类本科生的目标要求不应与经济学一样。同时,由于专业性质和培养目标的差异,管理学类本科生也不需要与经济学类本科生有着相同的目标定位。在教学过程中,应将计量经济学定位为一门工具学科,而一个工具要发挥作用,就要有该工具能产生作用的对象,计量经济学也只有应用于相关学科,才能真正发挥力量。正如古扎拉迪所指出的:“在应用计量经济学中,要利用理论计量经济学作为工具,去研究经济学或者商业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对管理学类专业的本科生来讲,其研究的更多是商业中的某些特定领域。王少平、司书耀(2012)提出的三个能力的培养,是要根据不同的学科,更多地关注商业或管理学的某些领域,即观察和分析实际商业现象的能力、基于观察到的商业现象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应用恰当的计量经济模型或者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第三个目标“在研究的过程中发展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对于管理学类本科生来讲,有些难度,不适宜作为必须达到的教学目标。
(二)针对管理学类本科生的应用导向式学习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工具学科,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技能,使学生的文理知识很好地整合起来。目前,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科学生普遍缺乏这种逻辑能力,虽然学生会在大一学习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必修课程,但这些课程常与经济管理实际脱节,很多学生在学习了数学课程后不清楚其应用价值,甚至认为不是专业课就不用好好学。计量经济学可以起到文理衔接的作用,使计量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管理学类的学科体系,为该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定量分析基础,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扫清数理障碍。对管理学类本科生应采用“应用导向式教学”,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尽量不去讲解公式的推导、统计理论的证明等“深层计算问题”,而是以“表层意义和实际运用”为导向,使学生“知其然,知其然何所用,但不必知其所以然”。当然,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也鼓励其“知其所以然”。另外,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尽量结合具体学科,以管理学领域的问题为案例,以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比如,对于显著性这一概念,可以结合“A股历史上最刺激的迷案”重庆啤酒案例进行讲解。2011年12月,重庆啤酒的股价开始连续9个跌停,一个月内股票价格由每股80多元暴跌至20多元,市值蒸发高达270多亿元。这一切源自重庆啤酒披露的一则消息:“乙肝疫苗Ⅱ期在临床试验的主要疗效指标方面,安慰剂组与用药组无显著性差异———这相当于鸡汤熬熟了,居然只相当于白开水的营养价值。”2012年1月9日,重庆啤酒再次披露信息:Ⅱ期次要疗效指标方面安慰剂组与用药组“在统计意义上无差异”。何为“在统计意义上无差异”?从案例中引入显著性这一概念,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了解到这门学科的应用价值,而且可以结合本专业具体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在了解了显著性这一概念后,学生会注意到信息披露对股价的影响,进而会思考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股价的变动?哪些因素是有显著影响的?如何收集这些因素的数据?是否可以判断股价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并据此进行投资从而获取收益?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学生将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与所学知识联系起来,增强了学习兴趣和对该应用学科的直观认识。
(三)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网络、多媒体等IT教学资源
在当今IT时代,知识的获取、传递和沟通等都可借助于IT实现。IT改变了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应用导向的教学方式会忽略公式推导等“深层计算问题”,而以“表层意义和实际运用”为导向,使学生“知其然,知其然何所用,但不必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把学生从繁琐、复杂的数学推导中解脱出来,但也会使部分学生感到“不踏实”“,对没有证明过的问题感觉内心惶恐”,也“不便于记忆和理解”。运用IT进行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弊端。比如,在讲授样本均值是总体均值的最优线性无偏估计量(BLUE)这个概念时,教师仅需简单推导无偏这一概念,而对方差最小这一特征可以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再如,在推断统计中,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是两大核心问题,而假设检验是难点,学生无法理解何时拒绝零假设以及为何拒绝零假设,容易在判断过程中因为显著性水平α的不同而在与实际概率值ρ的比较中产生混乱。恰当地制作课件,形象地向学生展示判断过程,就会给学生直观的认知,使其更容易理解和记忆。以总体均值m=50和总体均值m=10.5两个零假设为例。计量经济学教学重在对基础性计量经济模型和方法的正确理解与延伸,以引导和培养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兴趣和研究能力(王少平、司书耀,2012)。因此,教师除了在课堂中利用课件进行教学外,课后还可以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微信朋友圈、微博、博客等与学生展开交流,课程的相关视频,沟通课上难点,补充基础知识,推荐参考资料,解答疑难问题,举办知识竞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强化学科的应用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
自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① ,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 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 年全年和2000 年1~6 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
济类专题的论文) 就有20 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 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 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 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 或经验实证(empirical) 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 ,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②。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③。应当看到,经过20 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 是和规范(normative) 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 accounting 和positiveaccounting 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 value based accounting) ,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 的会计。
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
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 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④ ,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 (1) 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 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 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进行研究。
五、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 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
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⑥ 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六、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
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和底气。
注释:
①“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PRENTICE2HALL ,INC1 ,ENGLEWWOOD CLIFFS , NEWJ ERSEY,1986。
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的会计环境———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会计研究》2000 年第8 期第8 页) 。该文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③张建伟《: 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载于《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
④孙铮《: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会计》,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
⑤这一观点最初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的,笔者深受启发。
⑥曲晓辉《: 中国特色的会计解读》,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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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Present Academic Accounting Research in China
CHEN Min , SUN Zheng
1.信息工作分析。为了招聘、雇佣到适合某项工作的人员,组织有必要事先了解该项工作自身的需求,这个步骤就是工作分析,它是人力资源规划的起点。信息工作分析是对组织的信息管理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以确定每一项信息管理工作的性质、特点以及需的技能。在进行信息工作分析时,重点在于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谁来做这项工作?(2)在这项工作中,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3)在什么时候完成这项工作?(4)在什么地方完成这项工作?(5)如何完成这项工作?(6)为什么要这样做?
2.信息工作描述。信息工作描述在信息工作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它是一份对组织中某一项信息工作的目标、内容、所需技能、涉及的责任、该项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以及工作条件进行描述的局面报告。这份报告常用于新雇员的挑选、信息工作人员定位、信息工作人员培训和信息工作绩效评价等工作。
3.信息工作详述。信息工作详述与信息工作描述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描述从事某一信息工作的人员抽应具备的专门资格的书面文件,包括技能、学历、所需的工作经验等。它与信息工作描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从事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而信息工作描述强调的是工作本身的内容。
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与挑选
招聘工作是组织获得人力资源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是为组织中设置的不同职位配备适当的人选,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为了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招聘标准。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信息工作人员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且对从事不同信息工作的人员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不同岗位人员的招聘标准也不尽相同。
1.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当组织中的信息管理部门出现职位空投或者设置了新的职位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进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信息工作人员招聘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内部招聘,即通过组织内部人员晋升或调动来实现。二是外部招聘,即从组织外部招聘人员。外部招聘和内部招聘各有优缺点,应该根据组织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方式。
信息工作人员的内部招聘。主要通过下属文件、内部资料、布告栏等方式公布招聘职位和标准,在组织内部公开进行招聘。内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完善组织内部的竞争机制,申请人能尽快进入角色,能节省评价时间和费用。主要缺点包括:难以摆脱原有各种关系的制约;无法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助长论资排辈。
信息工作人员的外部招聘。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职业介绍所和猎头公司、人才市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熟人推荐等渠道在组织外部进行招聘。外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促进组织创新、节省培训费用;增强组织内部的竞争压力。主要缺点包括:招聘费用偏高;易造成招聘失误;外聘人员融入组织文化的时间较长。
2.信息工作人员的挑选。面对前来应聘的申请人,组织的下一步工作便是人员的挑选。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择效用最佳的人选,是人员挑选工作的中心目的。组织应参照工作分析、工作描述、工作详述、信息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及招聘标准等衡量申请人,并辅以面试、试用等手段进一步考察申请人的实际能力,从而作出聘用的一系列人力资源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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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信息人力资源管理
[日期:2009-01-22]来源:作者:李国芹马瑞平[字体:大中小]
三、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在员工招聘、挑选之后,在员工培训之前,并与二者相辅以成。绩效是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客观过程的产物。员工的绩效是指员工经过考核评价,被组织管理层认可的工作行为、工作表现、工作成绩以及工作结果。儿评价是组织对员工在某一时期内的工作业绩、行为等作出评价的过程。绩效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为组织确定报酬,改进员工工作绩效,这培训、晋升及选任或留用员工提供标准或依据。
一般来说,绩效评价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另一类是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
1.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非参与性的绩效市政府方法又分为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评价方法两类。客观评价方法主要侧重于评价员工的付出,评价建立在数量基础上。由于信息工作的特殊性,信息工作人员生产的信息产品不能简单地套用物质产品的讲师方法,如某程序员设计了两个程序与某员工生产了两个零件对组织的贡献为可相比;而两位程序员每人均开发了一个新程序,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的工作业绩相同。因而客观评价方法不太适用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2.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是目标管理法。这种方法主张各层管理人员与员工必须参加制定目标和实施计划,要求上下级之间就如何实现目标充分交流意见,在确立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考核指标和标准。目标管理能够不断地将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反馈给行为人,以便于行为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目标明确、可衡量、有实践性时,目标管理法用于绩效评价很有效,它注重于对员工绩效的定量评价。但对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来说,目标管理的缺点主要在于较高层次的信息工作难以量化。
四、信息工作人员的培训
由于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部门不仅要向本部门员工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而且还应承担提高组织全体员工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的责任。这实现这一目的,内部培训和继续教育是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