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两为一大全11篇
时间：2022-11-29 07:48:40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合两为一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农夫山泉是一个擅长于策划炒作的公司，对于它的成长史几乎每个营销人都知道，从“农夫山泉有点甜”到“纯净水天然水之争”，几乎每一次都成为媒体的焦点，现在则热衷于“体育赞助”。
从1998年赞助世界杯足球赛中央五套的演播室，1999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唯一指定用水，到2000年中国奥运代表团训练比赛专用水，再到现在的阳光工程，这些活动无一不是与体育有关。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分钱”活动，通过这些持续的活动使得“农夫”既促进了销售，又提升了品牌形象。
养生堂公司自2001年年初开始“喝农夫山泉，为申奥捐一分钱”活动，同时，中央电视台一直播放的“买一瓶农夫山泉就为申奥捐一分钱”的广告，巧妙的将商业与公益融为一体。“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这是一句煽动力很强的广告语，伴随着刘璇、孔令辉的笑脸，在申奥的日子里农夫山泉不知不觉渗透到了消费者的生活中。
行销专家就此发表评论说，企业不以个体的名义而是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利益来支持北京申奥，“以企业行为带动社会行为，以个体力量拉动整体力量，以商业性推动公益性”，这个策划在所有支持北京申奥的企业行为中，无疑极具创新性。
申奥成功后，农夫山泉的“一分钱”故事继续进行，还玩出来了更新的版本——阳光工程。农夫山泉阳光工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器材装备中心和农夫山泉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工程计划今年起到2008年，为期7年。在本年度活动期间，农夫山泉推出“一瓶水，一分钱”活动，即每销售一瓶农夫山泉水，农夫山泉公司就代表消费者捐出一分钱用于阳光工程。2002年5月4日，农夫山泉阳光工程捐赠仪式在云南、湖南、安徽、河北、黑龙江等5个省份同时展开。通过五一长假的捐赠活动，有80多个市县的96所中小学校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体育器材，各地媒体的广乏报道更是给“阳光工程”增添不少公益的色彩。
同时，央视台的“您每购买一瓶农夫山泉，就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出一分钱”广告不断在消费者耳边响起。农夫山泉的这个广告为喧闹的电视广告增加了“爱”的内容，甚至有人可能会将“阳光工程”与“希望工程”联系起来，无疑对企业形象的提升起到了一般“自吹自擂”的广告所达不到的效果。
通过小小的一分钱，农夫山泉建立起与赞助对象之间的良好联想，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正是“小有小的妙”！
农夫山泉在赞助活动中获得了巨大回报，当然会引起各种模仿行为，其中最为接近的和有比较意义的是乐百氏。
乐百氏也是营销的高手，依靠“27层净化”的理性诉求和黎明的“纯净你我”的感性诉求双管齐下，在中国饮用水市场上成为大佬之一。乐百氏见到竞争对手在事件营销中如鱼得水的样子，心中肯定不是味道。因此，也在2002年6月16日在北京启动了自己的“两分钱”活动计划。
你赞助体育，我支援绿化，你“聚沙成塔”，我“滴水成林”，你卖一瓶水捐一分钱，我卖一瓶水捐两分钱，总之，我与你针锋相对，记得农夫山泉的包装是“红”，而乐百氏是“绿”，想不到这一次是真的对上了！
“乐百氏绿化公益活动”从2002年6月开始在全国展开，乐百氏公司承诺每销售一瓶乐百氏纯净水、矿泉水，就捐赠国家绿化两分钱。这项活动计划从2002年5月下旬至10月底期间，在北京合作建设“乐百氏治沙合作苗圃”，为北京周边治沙县无偿提供治沙苗木，在上海、重庆、武汉、郑州四个城市开展绿地认养活动，同时在以上5个城市开展青少年生态环保宣传活动。在活动启动的当日，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王丙乾在人民大会堂从乐百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手中接过62.5万元的捐赠。
但是，只有在6月16日那天，当乐百氏集团捐款给中国绿化基金会时，我们可以在各大报纸上看到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稿，之后就不再有乐百氏的宣传攻势，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感受到乐百氏的拳拳爱国心。一个很好的活动没有下文，如同一对恋人有了良好的开始却没有能继续，我们感到很遗憾！
同样是很优秀的企业，很好的赞助选题，而且捐钱相对更多，为什么乐百氏的活动远没有农夫山泉这般成功，我们在遗憾的同时也试图找出原因！ 后广告时代来临
后广告时代是一个营销变量重新组合的过程，不是说不需要广告，而是意味着广告没有以前那么强势，我们在产品和品牌的推广中，会更多的考虑非广告行为，例如公关、赞助、新闻、口碑等手段。
这是市场的决定，在如今的市场营销领域，随着产品同质化程度的发展，只通过常规广告传播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已有很多困难，为此，许多企业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非常规广告上。在众多的手段中，“赞助活动”成为广大企业的新宠，特别是对“体育活动”更加青睐。美国有一组数据更可说明这个事实，根据芝加哥IEG关于赞助活动的报告，2000年北美用于赞助活动的金额估计超过70亿美元，其中大约67％用于体育运动，还有19％用于娱乐观光和节日等活动，8％用于事业赞助，剩下的6％用于赞助艺术活动。
国际知名品牌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持续赞助体育，在赞助过程中获得非常规的回报，我们的国内不少企业也开始大打“赞助”牌，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企业的公众形象，最终带动企业产品销量。上述水行业两大巨头赞助活动就是一例。
另外手机行业中的波导这两年对中国体育的赞助也一直是“情有独钟”。2000年1月，波导手机斥资788万元买下了甲B足球队北京宽利队的冠名权，更名为北京波导足球队，波导品牌首先被中国亿万球迷所接受。2000年9月，波导借奥运之势，以赞助的形式成为“2000年奥运中国体育记者采访专用手机”。为了更进一步提升波导手机形象，从2001年4月22日中国足球队再一次踏上世界杯征程时刻起，波导公司就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世界杯行销战略。波导向采访世界杯的近百家新闻媒体提供最新型的CDMA国际漫游手机C58，波导GSM手机和CDMA手机被中国体育记者协会指定为“中国体育记者2002年赴韩日采访出征专用手机”。波导手机围绕着中国进入世界杯的全过程采取了一系列相关营销活动，广告、促销、公关等传播活动无所不用，在广大消费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健康波导的统一形象，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品牌风暴。
刚刚过去世界杯营销是对企业赞助能力的一次大检验，许多人已经对于中外企业在其间的表现进行了全面的点评，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眼光进一步放开，跳出简单的体育赞助的范围，从完全赞助和整体战略的高度出发，分析一下如何在后广告时代的背景下，成功的开展赞助活动，维系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强势品牌，构架自身的核心优势。 两分钱为何不如一分钱？
我们认为在上面的案例中，反映出企业在赞助活动中一般会出现两大问题，其中乐百氏在这个活动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是战略问题
赞助在品牌创建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点，但它不是可以随意而为的，应当在战略分析的前提下实行赞助策略。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赞助社会的公益活动可以向公众表明，该组织除了制造产品以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并不是任何的活动都会与企业的价值观天然契合，如果你赞助的活动与企业的相关度较低，往往效果不佳。例如在世界杯营销中，纳爱斯在期间大规模的举行买洗衣粉抽世界杯门票的活动，后来效果的不好是必然的，一是购买洗衣粉的对象与观看世界杯对象的错位，二是与本身企业的价值观和战略不吻合。
赞助不是一时兴起，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和长久的坚持。农夫山泉对于体育的赞助已经成为公司文化和信念的部分，正如养生堂总裁在一次活动发言中谈到：我们的梦想是与体育精神完全一致：金牌与健康。或许这是一种自我标榜，但我们从农夫山泉的行为中也得到了同样的信息，对体育的长期大手笔的投入，横跨8个年度的阳光工程，拉近与赞助活动的距离和联想。而相应的，乐百氏对于这次的“赞助绿化”的行为，有一定的突然性和随意性，而且活动的本身没有什么创新性，在“绿化”这个题目上，已经有好多的企业做的很不错，例如联合利华推出“青山绿水”计划、柯达的赞助中国风景区的活动，在同样一个主题下，他们找到了比乐百氏更好的切入点和契合点。
二是整合问题
你赞助了活动，并不意味着你就与活动之间建立了天然的联系！你如果花费了1块钱进行赞助，那你或许要花3块钱来宣传，这里面就有一个整合问题。
在1984、1988以及1992年的夏季奥运会中，调查表明，在播放过广告的58家赞助品牌中有54%在建立联系方面做得很成功，而在另外27家没有做广告的品牌中，只有4%或是说只有一家品牌是成功的。美国品牌大师大卫.艾克(David.A.Aaker)讲到，一次成功的赞助所花费的预算成本应是普通赞助费用的3到4倍；这些多花费的资金用以建立品牌和活动的联系，并尽可能地发掘活动潜在的利用价值。回过头来分析，农夫山泉伴随赞助的铺天盖地的广告说明它已得其中五味。波导也是在世界杯期间在央视反复向广大球迷灌输“中国体育记者2002年赴韩日采访出征专用手机”这一事实。
成功的赞助需要积极主动的管理赞助业务，整合现有资源，运用各种营销宣传手段，力求达到将其他对手逐出场外的最好效果。在这一点上，企业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往往会效果比较差，甚至为他人作嫁衣！柯受良飞黄活动最大的赞助商彩虹集团，在活动中收效甚微，甚至没有人知道是彩虹集团赞助的，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彩虹还是长虹。彩虹集团虽然投入了很多钱，但连知名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主要的问题在于企业理所当然地认为赞助这个活动，新闻媒体就会免费为其报道，事实上，赞助活动应该说只是给了企业一个宣传自我的机会，真正想达到应有的效果，企业必须花费更多的钱来做宣传。而吉利汽车在刚进行的“飞越布达拉宫”活动，不管是前期的新闻会，现场的造势，还是后期的新闻报道，都非常的到位，效果也就非同一般了。
农夫的整合能力明显高于乐百氏，你在网上一搜，你就会发现关于“一分钱”的新闻报道的数量是“二分钱”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后来，农夫山泉“阳光工程”引发了社会人的许多争议，如阳光工程是公益活动还是商业活动、500万的捐赠款到底应该挂在谁的名下、新的公益事业形式应不应该提倡等等，但农夫山泉对这些争议都能一一化之，可见其整合能力不同一般。 你的赞助活动有效吗？
赞助活动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即由于观众喜欢其赞助的活动并且能从活动中得到乐趣，这种肯定的态度很有可能转移到品牌上来。在信息充斥的后广告时代，赞助更加体现出其独到的作用。赞助活动是一种可以带来巨大回报的策略，但是我们同时通过上面的分析也发现，运用的好与不好，其结果会大大的不同，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一些明显的误区，寻求更加有效的赞助策略？
品牌专家大卫.A.艾克在《品牌领导》中提出一个简单的评估模型，用来小范围内评估“赞助机会”，我们认为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大卫的模型分为两维，第一维度是“与品牌识别的适应性”，要求对赞助机会与品牌识别之间的相适性进行评估，即下图中的纵轴；第二个维度是“互动作用介入程度”，是指赞助机遇可以带来的互动程度，即下图中的横轴。通过对于两个维度的评价，可以确定赞助机会对于企业是否适合，是否可以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回报！
一般来说，如果评估的结果位于图的右上方，赞助活动是有利可图的，应该马上开始；位于右下方和左上方应该考虑一下；而位于左下方的赞助活动则肯定是血本无归！
篇（2）
所谓系统(system)，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①。在所有要素(部分)中，有一个最核心要素即系统目标与功能。它不仅是整个系统存在的根本理由或价值所在，而且也是衡量这个系统质量的关键所在。其他要素则围绕核心要素，与之有机匹配、合理构建、协调运行，以充分发挥系统功能，提升系统质量，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系统的核心是什么?毋庸置疑，是人才培养。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就是教育活动的核心目标与功能。大到国家教育战略、制度政策、学校布局、财政投入；中到区域均衡发展、教育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协调互动；小到校园建设、课程设置、教师配置、课堂教学等，无一不与人才培养直接或间接相关；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无一不伤及人才质量。
遗憾的是，虽然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目前整个教育系统却处于一个似乎无核，或者说核模糊的状态。一般所见教育学的内容安排，多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制度，再到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德育等，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线性排列，严重缺乏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识，以及“以人才质量为核心”去结构各种因素的意识，更缺乏或者是不敢涉及人才质量标准问题。一般所见的教育行政部门文件，也只是就具体问题举措，缺乏系统目标指向和系统调控力。一般所见的教育实践，终日为眼前的现实功利所驱使、忙碌，其状态触目惊心。仅以教育评价为例，有多少学校和地区在制定考试科目时顾及了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创造性发展的培养目标?编制考题时，又有多少学校和地区顾及到了新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综合发展目标?由此导致的结果众所周知，基础教育迫于以升学率作为评价质量的唯一标准，围绕考试科目，盲目进行题海战术，学生负担怎能不重?大学则以就业量评价办学质量，使学生过早陷入就业焦虑，岂能安心学习?再看目前盛行的各级各类“办学质量”、“教学质量”检查，关注点也多在师生比、生均投入、生均图书、设备设施、课程标准及教学进度等上，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察这些因素与学生发展(人才培养目标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使得一些硬件和生源条件本来就好的学校占尽风光，锦上添花；而一些硬件和生源条件本来较差其实人才培养质量并不差的学校，反而失去优势和欠缺鼓励。总之，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不在系统核心处，不在眼中，更不在心中。
一个无核的系统，严格来说不是系统而只是一个盲目的、随机的领域，它无法良好运转，问题重重，百般纠结，期待它能够产出优质产品，只能是奢求。所以，我们如果确定提高质量是教育系统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那就必然从教育系统的“核”——人才培养——入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提高整个教育质量；在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和探索时，首先要解决的也必然是开展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研究和探索。
“质量是什么?你知道它，你又不知道它”
迄今为止，对“什么是教育质量、人才质量”、“标准是什么”仍存在种种争论。千问题万问题，这其实就是教育最大、最根本性的问题。
应该说，参与教育系统建构和运行的利益主体众多，他们对教育质量抱有各自的看法和标准，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参考。目前代表性的观念，概括起来有六种。(1)硬件论。是至今常用的一种传统质量观念，指标包括生均拥有藏书量、教职工硕博学位比、入学录取分数线、生均预算支出、继续升学和就业比等，明显缺乏教育本质目标和功能意识。(2)多元论。认为所谓质量包括所有教育条件与活动因素：学生、教师、课程与教育、校舍与设施设备、知识交流、信息化与互联网、师生互动、特色与文化，大学还有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往等。这一包罗万象的现代质量观，比硬件论有进步，但各要素之间缺乏逻辑联系，也缺乏教育核心质量意识。(3)层次类别论。认为质量是一个多侧面的主观概念，不同当事人包括国家政府、学校、学生、教师、用人单位乃至整个社会“客户”等，都有各自的质量标准。有美国学者指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校长眼中的“课堂概念中的质量”，指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可测量性强且争议最少；二是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概念中的质量”，以学校培养出的人的职业“生产能力”来衡量；三是社会和个人眼中的“学生发展”质量。中国学者从另一角度归纳为三种：内适质量(学校内部认可的教学与学术质量)，外适质量(培养的人满足国家、社会以及用人部门需要的程度)和人文质量(学生个体的认识、情感、兴趣、特长、意志、品质等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程度)等三种质量。这一质量观考虑了多主体对教育质量的需求，也涉及到人才(学生)发展质量，但还没有将人才质量置于核心位置。(4)水平级差论。教育及所培养的人有等级、类型、水平的差异，因此教育质量也有差异，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明确提示了教育质量层次的多样性。(5)结果论。认为教育质量指学生取得的学习成就，可依据其知识熟练程度或知识的增长量来描述。这种质量观将关注点集中到学生发展上，与教育的根本目标和功能方向一致，但局限于学生的知识增长量，不全面。(6)目标论。认为只有明确了希望教育给予什么，即举办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才可能给教育质量做出明确定义，在这一前提下的质量涉及：目标的合适程度、目标实现过程中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目标达成程度等。这一质量观触及到了教育的核心问题即教育目标，却没有进一步明确教育目标就是人才培养及其质量。
这六种质量观之间是互补与发展的关系，但它们也存在共同的问题，即没有站在“以人才质量为根本”的高度来看待或统整教育质量，因此必然导致教育质量观的模糊不清和不完整。“质量是什么?你知道它，你又不知道它，它就是这样自相矛盾的。虽然，一些事物确比另一些事物好，就是说它们有更高的质量，但是，当你试图说明什么是质量时，除了具有质量的事物本身，却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此翻来覆去，伤透脑筋，但还是找不到思维的出路，质量究竟是什么?!”这一幽默而无奈的提问，出自1982年美国联合研究理事会于美国研究型博士学位点的评估报告，如今已成为对教育质量及其标准进行深度探究举步维艰的经典描述。
一再宣称提高产品质量，却不知道产品质量是什么，自然也就无所谓质量标准，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然而，在整个教育理论和行业中一直没有明确的质量概念和质量标准，却能够不断振臂高呼“提高质量”、强调“质量保障”、实施各种“质量工程”，进行种种“质量评估”和排行等等，确实令人费解。保障的是什么?工程为什么?评的是什么?排的是什么?一个巨大系统，没有明确的“目标——功能”，围绕着一个空核或模糊不清的核在运行，必然丧失方向，问题丛生，万般纠结，难得其解；结果也必是浪费物力、财力与精力，还会将系统导向歧途，直到归于死寂。人才培养对整个教育系统具有统摄意义
当明确了教育质量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时，教育质量观就有了根基与核心，就找到了衡量教育质量的基点和逻辑起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各个教育阶段，也都涉及到人才质量为核心的问题：义务教育“到2020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等。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教育规划纲要》还相应提出了“育人为本”、“提高质量”两大工作方针、建立质量标准以及教育质量保障系统等举措：“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等等。可见，不论教育系统因素多复杂，国家层面上将人才培养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核，把人才质量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核心质量，是非常明确的。
从人才培养这个核来看，整个教育系统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为实现核心质量即人才培养质量而协同存在的质量保障因素；所有这些保障因素，包括教师、教学与教学资源、制度机制、评价监管、领导、投入、社会力量等，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互为联系、层层相关，从而构成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这样一来，教育理论和实践系统中一些长期混乱的相关概念，在整个系统中都有了明确的界定和逻辑定位。例如课程与教学，通常都将之归为教育质量本身，其实它是人才质量的首要保障因素；所谓“全面质量”，就是核心质量(人才培养)、中层质量(如义务教育的特有功能：服务社区、文化传承等)和保障系统质量的合称；“教育质量保障”可以定义为：确保教育功能实现的所有条件与机制；“教育质量监控”可以定义为：对教育功能实现程度，即教育水平及其保障条件、机制和运行水平的监督和调控；“教育质量评价”，则是关于教育功能实现程度(水平)以及保障和监控实现程度(水平)的测量和判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就是关于教育功能实现程度即人才质量和质量保障实现程度的测量和判定指标、方法与工具@；“教育质量监控”，就是基于教育质量测量与判断对教育系统各个要素及其结构关系的观测、预测、调整、修正等。于是，各种办学因素，包括师资、校舍、设备、管理、制度、投入等；各种办学层次，大中小学等；各个办学主体(国家办学、民间办学、中外合办等)，都能够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统整起来。
人才培养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逻辑核心和基点，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建构、观测、调控教育质量的关键点，这对于整个教育系统的所有要素及其结构具有统摄意义。只有如此，整个教育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建立“六维四级”质量标准与指标体系
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建构、观测、调控教育系统的关键点，衡量教育质量毫无疑问首先就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
那么，该如何衡量人才培养质量呢?这必然涉及质量标准问题。没有标准的质量，依然是空心质量，模糊视点，盲目系统。因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等。进一步追究，什么是“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教育基本标准”呢?
其实我国的各种教育法，都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质量进行了基本规定。在《教育规划纲要》中，也多次强调我国教育的总体目标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应该说，这些就是国家对人才质量基本标准的概述。基础教育必须达到，其他阶段和类型教育也都必须首先达到，同时各个阶段还可以有自己的特殊质量标准。例如高等教育培养的人除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外，还要“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同时，国家颁布的各种教育法规，像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一系列重要教育文件中，都对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即教育目标有明确表述，尽管表述文字略有差异，归纳起来不外乎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全面与个性协调发展”、具有“高素质专业知识技能的”和“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等。简化来说，就是人的“六性”发展，即全面性、个性、专业性、创造性、社会性、协调性。这“六性”构成了我国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基本框架，从立体关系来看，也可以称为“六维”质量框架。它既是对“何为人才质量”的详细解释，也是衡量人才质量、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其中，全面性包括了：1.德：行为规范与思想政治。2.智：知识、技能、思维。3.体：体质、体能、运动技能。4.美：审美欣赏、表现、创造力。5.劳：劳动意识、习惯、技能等。个性包括个人兴趣和个人特长。专业性包括专业知识和理论、专业技能、专业和职业基本素质等。创造性包括创新意识与想象力、新颖成果等。社会性包括参与社会和社会化程度、社会责任感与贡献等。协调性则是指上述各维度发展的均衡性。
考察国内和各国的政府文献和学者理论，他们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质量即对学生发展的理想预期，也都不外乎这六性或六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行的PISA测验，包括了科学素质、数学素质、阅读素质等，都可以归纳在“六维”之中；2010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创新教育运动”，提出了“发展制造业”的呼吁，可见发达国家对于人才的创新性和专业技能性同样渴求。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六性或六维”当作“教育质量标准的顶层结构设计”。在顶层设计下，教育系统中各种关系主体可以对人才培养质量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如：教育是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才质量标准和指标体系必须反映国家意志；同时学生个体作为受教育者，是教育的第一当事人，对自身发展有自己的要求；而家长、社会和用人单位等也对人的发展质量有所要求。因此建议，各方面各层次主体都有权参与这六维标准的具体指标体系的制定，以形成一个由顶层向底层，从国家、到地区、学校、个体等逐级转化和补充形成的，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人才质量指标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简称为人才质量的“六维四级”标准，它不是一个悬空的框架，而是一个从顶层概念到现实行为层层分解落地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四级”，即指人才质量“六维”被分为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学校标准和个体标准共四级：
1.国家标准——国家提供教育质量(六维)指标框架和基准。国家代表机构可以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进行指标调整、增删、确定与调整权重等；同时国家还可以委托教育部或者其他部委，对学科、专业、行业编制国家标准。
2.地区标准——各省市区县教委(教育局)，在国标基础上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专业的特殊需求，在相应框架里添加特色指标。国标和地方特色指标合并，且按照一定权重，构成地区人才培养质量监测的指标体系。之前的一些有价值和特色的地方标准经过整理提炼可以纳入。
3.学校标准——各级各类学校在“国标”和“地标”基础上，根据学校类型、专业类型与特色等，增添学校办学与专业特色指标。国标、地标和学校特色指标合并，且按照一定权重，构成各级各类学校人才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学校正在实施的一些有价值和特色的指标可以纳入。
4.个体标准——每一位学生(教师)个体，在国标、地标、校标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潜质以及教育和社会可能提供的条件，进行自我发展设计，添加个人特色发展指标，将个人特色发展指标达成度计入发展总成绩。个人可随时用身份证调取自我发展信息，进行自我发展监控与调整。
人才质量“六维四级”标准框架与指标体系的动态编制过程，一方面，使参与教育系统建构、建设和运行的各个主体都有了编制质量标准的空间和自由度，从而使各级各类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前沿机构，都有了共性个性兼具、统一特色兼具的质量标准去明确指引自己的办学方向；另一方面，各级主体还可根据发展需要和人才培养定位变化，进行指标的灵活调整与增删。只是无论哪一级哪一类，认定和制定了指标，就必须照此执行，进行自我测评和接受他者测评。
紧接着的问题是：这么多指标如何能够检测?
进行科学的教育质量监测
建立起“六维四级”人才质量标准与指标体系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能够在各级层面上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实时测评，并监控人才培养质量及其保障系统质量。否则，讨论质量和建构质量标准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质量监测及监测系统建设问题：义务教育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高等教育则要“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等。这些“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无疑首先应当是人才质量监测和评估，然后才是围绕人才质量的所有教育保障因素和教育基础状况的监测。事实上，只要标准框架和指标系统库建立了，实际检测并不需要一步到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可操作性，分主体(国家、地区、学校、个体)、分层次、分类别、分重点、分时段等进行指标检测，逐步积累数据，最终协同完成人才质量检测数据库与质量分析系统。
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为教育质量宏观和微观检测提供了可能和精良手段。《教育规划纲要》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近年来，云计算基地建设和离岸数据库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教育系统运行和管理全面数据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契机。不过，这又将面对另一个难题：如何将人才质量检测系统与目前越来越多的分隔、分散、利用率极低的教育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以实现信息的优质、高效利用?《教育规划纲要》“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一章中，给出了一项富有远见的举措，将教育信息化与教育质量检测结合起来共同建设：“建设有效共享、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教育基础信息库以及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以此为基础，就可逐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理想的以整个教育系统为支撑的“教育质量监测信息系统”，该系统包括“六维四级”指标框架、教育基础条件和保障因素等三个互为相关的子系统，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收集，完成对人才培养质量、影响因素(保障因素)、发展趋势和主要问题的分析与调控，据此最终实现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乃至整个教育系统质量提升之目标。核心问题解决了，一个一个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必将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变革!
注释：
①许国志：《系统科学大辞典》，1994年版。第540页。
篇（3）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一、流量计的分类与比较
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基于不同的测量原理，流量计也相应的分为很多种类。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可以分为容积式、差压式、速度式、质量式等。旋进旋涡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都属于速度式流量计，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与冲量式质量流量计等都属于质量式流量计，湿式流量计与罗茨流量计等属于容积式流量计。
以下简单介绍几款应用广泛且前景广阔的流量计：
科里奥利流量计是典型的质量式仪表，计量精度极高，但同时压力损失也很大，流体压力和温度对测量的影响也较大，所以这款有着极高精度的流量计并没有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相信随着技术研究的深入，经过技术改进的科里奥利流量计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电磁式流量计随着 60 年代以来的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并大范围应用的。测量原理是基于电磁感应获得管道内导电流体的平均流速，它的压损小、寿命长、测量范围也较宽、更能适应双向流体的测量环境而且对仪表安装位置上下游直管的要求不高点，这些优势使它在工业导电流体测量领域中得到了广泛使用，而且它还能准确测量脉动流。
旋进漩涡流量计是流体振动式流量计，属于速度式流量计的一种，和传统的涡轮流量计结构类似，压力损失较涡轮流量计更小。它对仪表安装位置前后端的直管要求也比时差法超声波流量计低，所以在很多场合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测量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对于低速流体的测量难以获得很高的精度，所以测量的下限受到很大限制。
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新型流量计，主要是利用流体对检测信号的影响来获取流速信息。属于非接触式测量的一种，所以几乎不存在压力损失，在使用和维护时的优势也比较明显。测量的对象是超声波换能器检测到的电信号，随着电子技术和微处理器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测量范围和测量精度都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它的测量信号属于间接信号，需要经过相应的换算才能得到最终的流量信息，所以原始信号质量和流动模型的准确程度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最终的计量精度。
不同流量计的适用场合及其对被测介质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对于高流速气体，比如蒸汽，为了减少流动过程中热量损失，要求其速度要比较大，我们可以选择节流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而对于小流量、低速气体，如城市管道燃气等，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其速度、压力不能太大，这时可以选择容积式流量计、浮子流量计等。但是由于受到流体温度、压力、成分等影响，且量程比较小，有些场合的使用会受到限制。然而，旋进旋涡流量计由于其所特有的测量原理，能够很好的解决了中小流量测量问题。目前来说，旋进旋涡流量计的工作原理还没有其它旋涡型流量计的完善，存在压力损失大的问题。国内在旋进旋涡流量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量精度、产品的安装与维护、计量误差分析等方面。对于旋进旋涡流量计内部结构的优化方面做得还很少，要想真正的提高旋进旋涡流量计的应用范围，克服其压力损失较大的缺点，对于其内部结构优化方面进行研究必不可少。
二、旋进旋涡流流量计结构组成
旋进旋涡流量计基本结构如下图1所示，它是由起旋器、壳体、压力传感器、流量积算仪和整流体组成。
图 1旋进旋涡流量计结构图
1、起旋器 2、壳体3、压电传感器4、流量积算仪 5、整流体
各部分的主要功能如下：
起旋器：安装在流量计入口处，用于强迫气流旋转产生旋涡流，从而利于压电传感器检测。
壳体：其形状类似于文丘里管，由入口段、收缩段、喉部、扩张段和出口段组成，用于气流的加速和扩张。
压电传感器：用于检测旋涡振动频率。压电传感器为目前主要的传感器类型，除采用压电式之外还可采用热敏、应变和电容等类型的传感器。
流量积算仪：压电传感器所检测的微弱信号经过流量积算仪放大、滤波、整形后变成频率与脉冲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显示出来，流量积算仪由温度、压力检测信号通道以及微处理单元组成，并配有外输信号接口，输出各种信号，对于测量介质为气体，可以对介质进行压力、温度补偿。
整流体（消旋器）：用直叶片做成的辐射状或网络状流动整流器，安装在出口处，用于消除旋涡流，减少对下游仪表的影响，对于旋进旋涡流量计之身来说，有无该部件对计量特性影响不大。
三、旋进旋涡流量计工作原理
旋进旋涡流量计工作原理图如图2所示。在流体流入旋进旋涡流量计后，起旋器螺旋叶片会迫使流体产生旋转，使轴向运动的流体有一个切向的速度，这样就会形成旋涡流，旋涡中心称之为“涡核”，是流体速度很高的区域，是环流。在收缩段，流体涡核会得到加速，这个时候，沿流动方向的涡核直径会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强度会逐渐加强，此时涡核路径与流量计的轴线相一致。进入扩大段后，旋涡会急剧减速，由于压差的作用会产生了回流。在回流的作用下，涡核会围绕流量计的轴线做螺旋进动，旋涡流的进动是贴近扩大段壁面进行的，其进动频率与流体流速呈正比关系，因此，可以通过旋进旋涡的频率测得流体的流量，并且能在较宽的流量范围内获得良好的线性度。
图2旋进旋涡流量计工作原理图
四、燃气仪表的计量维护管理措施
基于燃气仪表的计量维护需求，在开展计量维护管理工作时，需要在完善计量维护管理标准的基础上，对计量维护管理流程进行强化，以及确定具体的检定方式和丰富计量保障方式，全方位提高燃气仪表计量维护管理的效果水平。
(一)建立计量维护管理标准
以燃气仪表的量值传递为基准，确定计量标准相对应的技术指标，但技术指标的考核必须在技术认证的范畴内，可按照《计量法》的基本要求，赋予具体的考核标准。燃气仪表计量的频率，和计量精确度具有直接的关系，而对于计量频率的确定，是在合理计量维护周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在建立计量维护管理标准时，需要结合计量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缩短燃气仪表误机的时间。
(二)确定检定方式
因为燃气仪表的类型多，计量范围涉及到温度、流量、压力等作业参数，并且不同型号的燃气仪表，其计量的精确度都各不相同，为了避免计量过程中仪表出现故障，计量维护管理人员应该重点检查结构复杂的部位，以降低仪表的故障率。提高仪表能用率。折合送检时间、检定修理时间、返回时间等，需要保证燃气仪表的正常工作，在此建议合理搭配各个燃气仪表的工作时间，避免仪表能用率的降低。提高检定数据的适用性。在检测技术应用的同时，鉴于燃气仪表实验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差异性，在检定数据时，应该按照作业现场的需求，补充额外的不确定度分量，尽可能减少检定数据受到的影响。降低仪表的故障率。
结语
总之，对于燃气仪表的计量，需要确保计量稳定示值准确，同时还能够满足仪表计量时工艺参数监控需求，在开展计量维护管理工作时，要求我们秉着实事求是的客观原则，在兼顾燃气仪表计量效益的同时，建立完善的计量维护管理标准，本文主要针对旋进旋涡流量计的组成和原理进行阐述，再综述燃气计量仪表的维护进行分析，以便在提供燃气工程技术保障的同时，减少燃气仪表故障率和发挥燃气仪表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篇（4）
侦查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监督工作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坚持做到贯彻“双重”方针与区别对待、少捕慎捕政策的一致性。审查逮捕是侦查监督的首要职责，是侦查环节进入公诉环节的关键“进口”，正确把握逮捕条件，强化审查把关，是控制“次品”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隘口”。“进口”把关不力，“出口”难成“正品”。为此，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严则严，当宽则宽，不枉不纵，不偏不倚，“进口”无瑕，“出口”则畅。
坚持做到侦查监督工作“三项职责”平衡发展的一致性。侦查监督工作包括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和审查逮捕三项职责，三个环节互为补充、相辅相承，有机统一，缺一不可，这是确保案件“进口”质量的保障。2004年以来，我们从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与配合机制入手，从源头上控制“瑕疵”案件的产生，确保“进口”案件质量。我们先后建立了侦监部门派员列席侦查机关案件研究制度，提前介入侦查；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工作衔接制度，监督案件线索移交；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制度，督促侦查部门尽快侦结，等等。
坚持做到服从党的领导和依法办案的一致性。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法律监督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履行职责中，既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对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负责的精神，正确对待党委及工作部门对案件的协调；又要坚持法律至上、程序优先、保障人权，卡死“进口”，使有罪的人难逃法律处罚，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正确把握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对重大疑难案件，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案件，及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案件，司法机关认识不一致的案件，党委及其工作部门出面协调的，对其协调意见，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合法的积极贯彻并进入法律程序认真执行，不合法的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好汇报解释工作，并及时向同级人大或上级检察机关报告。
提高“三个能力”卡死“出口”
提高公诉办案质量，卡死案件“出口”，是依法行使公诉权的关键所在。要力求使公诉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就要卡死“出口”关，在提高“三个能力”上下功夫：
坚持提高证据审查能力。公诉案件证据审查，是依法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是检察环节案件流向审判环节的“关口”，因此，提高证据审查能力，是公诉人员的基本功。我们要求，凡移送的案件，在审查时必须坚持以证据为本。对于有疑点、有矛盾的证据，决不轻易放过，认真核实甄别，确保真实可靠；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在公诉证明标准上要遵循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相结合的认知规律，凡是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扎实，排除合理怀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一律坚持疑罪从无。
坚持提高程序操作能力。两年多来，我们始终坚持按程序办案的原则，紧紧卡死案件“出口”关，坚持程序优先、程序公正、程序无瑕原则，正确处理提起公诉与不关系，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关系，普通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关系，做到可诉可不诉的不，可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的适用简易审和简化审程序，以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十分注意严格审查当事人诉讼程序权利的保障情况及非法程序采集证据的排除。凡法律规定的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力必须无条件地告知到位、保障到位、维权到位；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当依法坚决排除；对于其他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必须重新收集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坚持提高诉讼监督能力。公诉环节的诉讼监督覆盖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强化诉讼监督能力，就必须确保自身所办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否则就没有资格去监督侦、审环节。为此，必须卡死从公诉到审判这一“出口”，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诉讼监督权威。
“三个规范”源头把住办案质量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作为市级院领导基层院的工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抓好执法规范化建设，这是从源头上把住办案质量关口的着力点。我们在强化市院一体化领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案件质量的新机制，坚持做到“三个规范”：
篇（5）
>我们知道企业的“商标专用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个有良好信誉的公司，他
的著名商品的品牌一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如著名的可口可乐这个品牌的价值高达360
亿美元，万宝路“malboro”达300亿美元等，这些著名的品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商业利
润。对这种无形资产的浪费或其受到非法侵害，企业无疑将受到巨大损失。国内一些知
名企业如北京“同仁堂”、“五星”啤酒等的“商标专用权”就分别被外国的相关企业
在其所在国内注册。致使“同仁堂”和“五星”不能在该地区以“同仁堂”和“五星”
品牌销售。给我国的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虽后经努力又恢复了专用权，但造成的
经济损失是无法挽回，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另据深圳某报报道：某公司申请注册了包
括“康佳”、“长虹”等国内知名品牌的商标在其它领域的专用权。据息“康佳”、
“长虹”等正在通过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商标异议、诉讼、谈判等方式恢复其商标专用
权。这无疑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损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
>商标专用权的内容
>所谓商标专用权（以下简称商标权），是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只准许商标
注册人专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权利。商标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它与所有人的其它
财产一样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
>商标权具有以下权利；
>1. 独占权，指商标专用权的规属，经注册的商标，商标专用权归商标注册人所有，其
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和拥有。
>2. 处置权，指商标注册人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商标，包括把注册商
标转让给他人、许可其它人使用、还可以商标折价对其它企业入股投资。
>3. 使用权，指商标权人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使用其注册商标，其他人不得任意干预或
侵犯。无论商标权人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其商标，均包含着其对社会、消费者的义务，商
标权人不得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而且只有在法律的范围使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否
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4. 禁止权，指商标权人有权禁止未经许可任何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有权禁止他人伪造、擅自制造其注册商标标识、服
务项目标志，同时禁止他人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其合法权益。
>5. 续展权，指商标权人为了维护其商标专用权，在注册商标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或法
定期间内申请续展其注册商标的有效期限。
>企业要加强商标专用权的管理
>第一，注意商标权的时间性。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有一定的期限，如果过了有效期限
而不再续展，则该权利自行终止。我国商标法第23条：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
准之日起算。另外该法对续展也作了规定，商标法第24条：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
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的，可以给予
六个月的宽限期。宽限期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第二，注意商标权的地域性。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商标法的规定成立，只有在该法的
有效施用范围内才有效，超出范围则该商标权失去其法律效力。为此企业在向海外销售
其产品时一定要在销售国内申请其商标注册，以免陷入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的“杜
康”商标在日本、健力宝商标在韩国、索华商标在西班牙、青岛啤酒在美国等，均由于
我国的出口企业到国外注册商标申请太晚。被不法商人乘机抢注。目前，解决商标抢注
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或协商两种方法加以解决。一是通过法律诉讼夺回商标权。成功可能
性因案而定，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如健力宝虽然在韩国夺回了商标权，
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二是协商解决。但因主动权一般不在我方，很可能被国外不法商人
讹诈，不得不以重金换权利，如果失败极有可能被外方起诉侵权，将不得不面临索赔和
丧失出口国市场的危险。为此，笔者建议企业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及时确定产品出口
国。二是了解各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在产品出口以前及时办理商标的国际注册。三是在
注册主商品商标的同时，要注册为主产品所提供的相应服务的服务标识，作到有备无
患。
>第三，运用防御商标、联合商标的策略，来预防和抵制他人的商标侵权行为。所谓防
御商标（defensive marks）又称防护商标，是指同一商标所有人在本商标所使用的商
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上注册的同一商标。其中，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在类似商
品或其它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为防御商标，如可口可乐在34类商品上注册了防御商标，但
主要用在饮料产品上。联合商标（associated marks）是指同一个商标所有人将自己
拥有的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若干商标，注册于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形成多个或系
列商标的联合。其中，若干近似的商标为联合商标，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如
杭州娃哈哈儿童营养食品公司就向商标居申请注册众多的近似商标，如哈哈娃、娃娃
哈、哈娃哈等。
>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要素的企业应如何对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笔者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1、舆论支持。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对注册商标进行宣传，并对侵权
者进行舆论谴责，从而达到减少被侵权的机会。
>2、行政干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对注册商标给予行政保护并对侵害
商标权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于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的规定，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凡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同自己已经注
册的商标或审定公告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均可要求商标局撤销这一初步审定公告的
商标。如果自己的商标权被侵害，应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工商部门会依职权责令侵权
人停止侵权行为、进行罚款、责令侵权人赔偿商标权人的损失。
>3、司法保护：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
213条、第214条、第215条规定了侵犯商标权犯罪，民法通则规定商标权人有权要求侵
权人对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也就商标权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做了明文规定。被侵权的企业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程序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
>
>
>
>作者：魏红亮
>单位：中国水利投资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2条
12号（100053）
篇（6）
>我们知道企业的“商标专用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个有良好信誉的公司，他
的著名商品的品牌一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如著名的可口可乐这个品牌的价值高达360
亿美元，万宝路“MALBORO”达300亿美元等，这些著名的品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商业利
润。对这种无形资产的浪费或其受到非法侵害，企业无疑将受到巨大损失。国内一些知
名企业如北京“同仁堂”、“五星”啤酒等的“商标专用权”就分别被外国的相关企业
在其所在国内注册。致使“同仁堂”和“五星”不能在该地区以“同仁堂”和“五星”
品牌销售。给我国的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虽后经努力又恢复了专用权，但造成的
经济损失是无法挽回，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另据深圳某报报道：某公司申请注册了包
括“康佳”、“长虹”等国内知名品牌的商标在其它领域的专用权。据息“康佳”、
“长虹”等正在通过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商标异议、诉讼、谈判等方式恢复其商标专用
权。这无疑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损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
>商标专用权的内容
>所谓商标专用权（以下简称商标权），是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只准许商标
注册人专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权利。商标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它与所有人的其它
财产一样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
>商标权具有以下权利；
>1. 独占权，指商标专用权的规属，经注册的商标，商标专用权归商标注册人所有，其
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和拥有。
>2. 处置权，指商标注册人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商标，包括把注册商
标转让给他人、许可其它人使用、还可以商标折价对其它企业入股投资。
>3. 使用权，指商标权人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使用其注册商标，其他人不得任意干预或
侵犯。无论商标权人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其商标，均包含着其对社会、消费者的义务，商
标权人不得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而且只有在法律的范围使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否
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4. 禁止权，指商标权人有权禁止未经许可任何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有权禁止他人伪造、擅自制造其注册商标标识、服
务项目标志，同时禁止他人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其合法权益。
>5. 续展权，指商标权人为了维护其商标专用权，在注册商标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或法
定期间内申请续展其注册商标的有效期限。
>企业要加强商标专用权的管理
>第一，注意商标权的时间性。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有一定的期限，如果过了有效期限
而不再续展，则该权利自行终止。我国商标法第23条：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
准之日起算。另外该法对续展也作了规定，商标法第24条：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
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的，可以给予
六个月的宽限期。宽限期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第二，注意商标权的地域性。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商标法的规定成立，只有在该法的
有效施用范围内才有效，超出范围则该商标权失去其法律效力。为此企业在向海外销售
其产品时一定要在销售国内申请其商标注册，以免陷入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的“杜
康”商标在日本、健力宝商标在韩国、索华商标在西班牙、青岛啤酒在美国等，均由于
我国的出口企业到国外注册商标申请太晚。被不法商人乘机抢注。目前，解决商标抢注
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或协商两种方法加以解决。一是通过法律诉讼夺回商标权。成功可能
性因案而定，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如健力宝虽然在韩国夺回了商标权，
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二是协商解决。但因主动权一般不在我方，很可能被国外不法商人
讹诈，不得不以重金换权利，如果失败极有可能被外方起诉侵权，将不得不面临索赔和
丧失出口国市场的危险。为此，笔者建议企业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及时确定产品出口
国。二是了解各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在产品出口以前及时办理商标的国际注册。三是在
注册主商品商标的同时，要注册为主产品所提供的相应服务的服务标识，作到有备无
患。
>第三，运用防御商标、联合商标的策略，来预防和抵制他人的商标侵权行为。所谓防
御商标（Defensive Marks）又称防护商标，是指同一商标所有人在本商标所使用的商
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上注册的同一商标。其中，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在类似商
品或其它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为防御商标，如可口可乐在34类商品上注册了防御商标，但
主要用在饮料产品上。联合商标（Associated Marks）是指同一个商标所有人将自己
拥有的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若干商标，注册于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形成多个或系
列商标的联合。其中，若干近似的商标为联合商标，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如
杭州娃哈哈儿童营养食品公司就向商标居申请注册众多的近似商标，如哈哈娃、娃娃
哈、哈娃哈等。
>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要素的企业应如何对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笔者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1、舆论支持。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对注册商标进行宣传，并对侵权
者进行舆论谴责，从而达到减少被侵权的机会。
>2、行政干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对注册商标给予行政保护并对侵害
商标权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于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的规定，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凡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同自己已经注
册的商标或审定公告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均可要求商标局撤销这一初步审定公告的
商标。如果自己的商标权被侵害，应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工商部门会依职权责令侵权
人停止侵权行为、进行罚款、责令侵权人赔偿商标权人的损失。
>3、司法保护：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
213条、第214条、第215条规定了侵犯商标权犯罪，民法通则规定商标权人有权要求侵
权人对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也就商标权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做了明文规定。被侵权的企业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程序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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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红亮
>单位：中国水利投资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2条12号（100053）
篇（7）
在云南茶农心中，茶是圣物。每年在采春茶的季节到来时，无论哈尼、基诺、壮、佤族都会不约而同地举行祭茶仪式。祭茶是茶农对天地的感激，对先民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祈福。在云南普洱茶产区有的祭的是古茶树，有的祭的是一方山神，还有更多的是祭拜“茶祖”——孔明。
可是为什么云南人不祭神农、陆羽为“茶祖”而偏偏祭拜孔明呢？这还得从诸葛亮（孔明）南征说起。云南攸乐茶山的基诺族传说，是诸葛亮南征时遗留下来的。诸葛亮给他们茶籽，让他们安居下来，种茶为生。基诺族自称“丢落”，世代尊奉孔明。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古迹》中有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武侯是指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莽枝、革登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该志还提到，大茶山中有孔明山（在勐腊县象明乡西100里处）。古茶山中的孔明山巍峨壮观（民间传说射箭处是普洱府城东南无影树山），上有祭风台旧址。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描绘道：“其冶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独高大，相传武侯遭种，夷民当采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诸葛亮诞辰这天，茶山各村寨都要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2005年3月底，在云南勐腊县勐仑镇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纪念孔明兴茶1780周年暨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人们以纪念茶祖孔明、振奋云南茶界精神为名，提出了全面振兴普洱茶古茶山（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兵马俑为何一律不戴头盔
文/厉男
秦始皇的兵马俑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一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他们不仅不戴头盔，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
篇（8）
The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onetwo”:
the sources of the thinking culture of Chinese esthetics spirit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the unique and profound national thinking culture， Chinese aesthetics takes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as its consummate state and typical theoretical form. At first， the typic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is basically constructed by aesthetic contradictory elements， such as two sides， two opposing extremes， two terminals， (namely， two） and so on， which just carries on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concept of “things are produced with two” in Chinese tradition or the type of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described in Yi. Secondly， the thinking of “inseparable dual two” in Chinese tradition fundamentally differs from the modern western thinking of dualism with subject and object being separated.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is that the thinking of “inseparable dual two”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one”，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ne” and “two”.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wo” is to expound “one”. Thirdly， the “one” explicated from the “two” essentially possesses the meaning of “mid” (appropriateness）. The combination of “appropriateness” with the classical aesthetic idea of that “Beauty is harmony” formed the Chinese unique aesthetical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harmoniousness”.
Key words: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 harmoniousness; thinking of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onetwo” model; category of “mid”
美学作为一种理性形态、概念形态的审美意识，它的产生和发展终究离不开它所凭依的思维文化传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文化，就必会有什么样的美学理想。从这个角度说，“和谐”作为整个古典时代人类普遍崇奉的美学理想，放在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语境中，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所以我曾指出，古典美学在表达“和谐”之美的理想范式方面中国同西方就不太一样，西方讲和谐偏重“寓多于一”的“调和”之美，而中国讲和谐则偏重“执两用中”的“中和”之趣。［1］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美学在审美理想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中和”范式？它所依恃的思维文化根源是什么？这便是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
一、“中和”范式与“耦两”思维
所谓“中和”范式，简单说就是指中国美学在解释“美是和谐”这一本体规定时，着重强调审美事物、审美系统中相互矛盾、彼此对峙的两个方面，或两极、两端……之间不偏不倚均衡持中的和解与统一。它把这种均衡持中的和解统一状态视为审美、艺术的最高理想、原则、目标和境界。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美学本体论思维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最终的均衡持中和解统一（即“一”）是以矛盾的两面、两极、两端……（即“两”）为基本架构的。所以，中国美学特别注重美的事物之间和艺术事象内部的对耦性结构关系，特别喜欢在两两相对的审美矛盾因素之间思考问题，特别擅长用素朴辩证的“二分”法来认识和解释审美世界。换句话说，中国的美学与哲学一样，其所凝视的核心问题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元论，而是二元论。不过这种二元论思维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是一回事。它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有模式。我把它称为“耦两”思维，或以《周易》为范本的“阴阳两仪”思维。这一辩证思维用两两相对的视角来观察、解释万事万物，用“物生有两”的理念，用“阴阳两仪”的范式，用“只是二”、“无一亦无三”的哲学来领会、说明此在世界。显然，对中国美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投以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一“物生有两”的，或“只是二”、“无一亦无三”的哲学理念，正是中国美学以“中和”为尚的本体理论所难以超逸的思维文化背景。
简言之，“中和”之美所对应的思维文化依据必是“耦两”模式，或者说，“中和”范型（作为“一”）之所系者，唯“耦”唯“两”也。
早在春秋时代，晋国史墨就提出了“物生有两”的著名命题。原话是这样说的：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2］
这里的“两”，不是一个简单的数词，而是指事物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或者是一种对耦两立的矛盾关系。当然，这个“两”也不是简单的平分并列关系，而是由主辅两方面所构成，即所谓“有陪贰”、“皆有贰”（“贰”有副、次要义）等。但这个“辅”的方面也并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与“主”的方面对耦并立、缺之不可的，这从“贰”也有“匹敌，比并”的意思即可看出。所以“物生有两”的命题初步提出了一种“凡物无独有偶，一切莫非两极”的“二元”论认识规则，亦可称“耦两”型或“阴阳两仪”型思维模式，尽管晋国史墨提出的这一规则和模式在“一两”观念的演变中还相对简单，但也是最基本的。
在推进“物生有两”观念方面，《易经》无疑是很典型的。但我们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谈。稍后孔子在“物生有两”基础上提出了“执两用中”说。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尚比较抽象的“耦两”思维模型具体阐释为“执两用中”的思想方法，用来解决现实问题，他说：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其斯为为舜乎！”（《中庸》第六章，重点号引者加）［2］这一“执两用中”的命题，无疑是孔子“中庸”哲学的一大体现。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执其两端”的思想。孔子继承了“物生有两”观念，把“两”具体化为“两端”，以承认事物矛盾“两端”为其中庸哲学的基础和前提。“两端”就是事物相互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孔子认为观察世界、处理问题就是抓住这两方面，而不是抓住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就是要“叩其两端”（《论语·子罕》）［2］，而反对“攻乎异端”（《论语·为政》）［2］。承认并重视事物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性，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事物矛盾双方（“两端”）的折中与和解，从而建立了儒家的中庸哲学与中和美学。这应当说是对“物生有两”观念的一种深化，也同时是一种功能化、实践化、“方法”化。
老、庄其实更突出了“耦两”思维。《老子》提出了一系列两两相对的矛盾概念，诸如：大小、高下、有无、难易、长短、前后、正反、正奇、美恶、巧拙、智愚、雄雌、强弱、刚柔、阴阳、盈虚、祸福……等等，这说明《老子》是承认“两”（矛盾）的存在，并围绕着“两”（矛盾）来思考问题的，而它处置，阐释这一系列两两相对的矛盾概念的方法则是：
“正言若反。”（第六十四章）［3］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3］
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两两相对的，是彼此相反互相对峙的，另一方面，事物的矛盾、差异、对立又是相对的，是处于不断相互转化中的。这样，《老子》在“物生有两”的思维中就贯彻了相当深度的辩证法思想。庄子没有坚持老子的这一辩证法思想，而是将“物生有两”引向了相对主义。他的出发点当然也是“两”（矛盾），即围绕着物与我、是与非、此与彼、生与死、天与人……等矛盾关系来思考，但其提出的“两行”说却是旨在“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庄子·齐物论》）［3］，也就是消解矛盾，泯除差别，使“两”通同为“一”。这样一来，《庄子》似乎遗弃了“物生有两”观念，但实际上仍没脱离“耦两”模式。无论是老子的辩证法，还是庄子的相对主义，都不外乎以“物生有两”的观念为思维基础和逻辑前提。可以说，没有这一观念，就不会有《老子》和《庄子》。
再看看“物生有两”观念在汉代以后的发展。
董仲舒非常注重事物间的两极耦合之关系。他认为：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
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物莫无合。”（第350页)［4］
这里的“合”，是耦两、耦合之意。“物必有合”、“物莫无合”，也就是凡物没有不成双成对的，“耦两”、“耦合”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普遍性状，普遍形式。这可以说是“物生有两”观念的具体发展。
至宋明之际，这一观念更见明确而精微。邵雍说：“元有二”（第26页）［5］；张载说：“不有两则无一”；“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第33页，34页）［5］；王安石提出“道立于两”的命题，指出“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第52页，53页）［5］，这就把“耦两”关系进一步推向了本体化层面。程颢则认为：“万物莫不有对”；“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第72页）［5］；程颐也说；“道无无对”；“无一亦无三……只是二也”（第80页）［5］。这与王安石一样，也是从本体论的角度阐述“物生有两”观念，但比王安石更进一步确认了“耦两”关系的绝对性。朱熹进一步阐发二程说：“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如“道”看似“独”，但“道”实又与“器”相对，所以，“若不相对，觉说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没个是处”（第116页，115页）［5］。“天下事都尖斜了”，也就是违反了两两相对的均衡持中原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必定是“相对”、“有对”的。叶适对此的认识也极精辟，他说：“古之言道者必以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第167页）［5］。这就突出了“两”（矛盾对立）在事物结构中的本体性意义。李贽则从反对“一生二”的传统观念出发，断言“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第232页）［5］。李贽的“皆生于两”论，显然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反理学的倾向，但与传统的“耦两”思维也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和”范式与“一两”模型
中国传统“耦两”思维在结构上看似“二元”论，但实际上与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思维根本不同，其本质差异就在于“耦两”思维不脱离“一”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也就是说，“耦两”思维仍是在“一两”模型中进行的，“一”与“两”始终被置于一种整体性的关注之下，立“两”最终是为了明“一”。
我们可以《易经》的“阴阳两仪”观念为范例说明这一点。先秦时期，真正从理性层面上推进和完善了“物生有两”思维的是《周易》的“阴阳两仪”观念。《说文解字》（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庄子》也说过：“《易》以道阴阳”（《天下篇》）［3］。这说明《周易》的义理体系是以阴、阳这一对矛盾范畴为基点建构起来的。《周易》以阴、阳关系阐发义理，也就是在两两相对的矛盾关系中解释世界。我们把《周易》的这一解释理论名之曰“阴阳两仪”模式。
“阴阳两仪”作为《易经》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所指涉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世界万物无不由两两相对的“阴”、“阳”这对矛盾所构成。“—”“ ”这两个基本符号，其涵义即为相互矛盾、两两对立的阴、阳关系。由这两个基本符号的不同排列、重叠与组合，形成各种卦象，展开各种矛盾对立关系（范畴），如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健与顺、剥与复，平与陂等等。这里所遵循的思维原则是，阴、阳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矛盾的，相反相对的，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差异、差距、差别等。比如天和地是彼此矛盾的、相反相对的，它们合乎“阴阳两仪”中“两”的条件；而天和云、地与草等等之间却不符合这一方面的条件，因为它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差异或差别，却没有截然分明的矛盾对立关系。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矛盾对立关系的两种因素，才是“阴阳两仪”模式中“两”的本质含义。对此，宋明之际的思想家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强调。如周敦颐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第3页）［5］；邵雍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第22页）［5］；张载说：“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第40页）［5］；朱熹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第91页）［5］；“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第112页）［5］；“圣人看天下物皆成两片也。……只是阴阳而已”（第118页）［5］，等等。这表明注重“阴阳两仪”模式中“两”的基本构成意义，已成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路数。
另一方面，“阴阳两仪”也并不意味着阴、阳这两种矛盾因素之间是一种相互排斥、尖锐对抗、势不两立的关系；相反，它们所表征的恰恰是矛盾双方的互依并生，相成相济，均衡融通，守中致和。一句话，它强调两种矛盾对立因素（“两”）之间要达到均衡持中（“一”）的最终势态、结果、目标、境界。比如，从根本上说，《易经》之义理，贯彻始终的就只是一个“阴阳之和”。这个“阴阳之和”，就是讲阴、阳之间不能悖反，不可隔离，而应相互交通，彼此构合，使之絪緼不测，浑融如一。表现在卦爻之象上，即阴、阳相遇（合）则通，阴、阳相隔（离）则闭。也就是说，凡阳爻之行，遇阴爻则通畅，而遇阳爻则受阻。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曾说这是“全《易》之精髓”。我们不妨以“泰”、“否”两卦为例来进一步读解一下这个“精髓”。我们知道，泰卦是“ÿ瘙棯”，呈一种下乾为天，上坤为地之象。《周易集解》（［唐］李鼎祚）引荀爽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这里的“相交”，也就是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交接、融合之意。泰卦呈现的是乾坤（天地、阴阳）二气相交相合之意象，所以为“泰”（通泰）。而否卦则相反，为“ÿ瘙棲”，呈一种上乾为天，下坤为地之象。《集解》引宋衷曰：“天气上升而不下降，地气沈下而不上升，二气特隔，故云‘否’也”。这里的“隔”即分隔、隔离，不相交合之意。乾坤（天地、阴阳）二气不相交合，故万物生养不得畅通，所以为“否”（否闭）。从对“泰”、“否”两卦的读解我们可以看出，《易》之精髓只一个“和”字，讲究阴阳和合则通泰，阴阳隔离则否闭；也就是要求在事物矛盾双方的关系中，反对分离和对立，强调中和与统一。换言之，“阴阳两仪”模式的核心义理就是基于“两”而归于“一”。《周易·说卦》甚至指出，“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即认为水与火，雷与风，山与泽这些截然相对的事物之间也相连相通，不相悖逆，且惟有如此，才会有万事万物的变动不居，生生不息。所以《易·系辞下》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显然，“阴阳两仪”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模式，概括的是一种生命精神。这种生命模式、生命精神就是，阴阳和合则“生”，阴阳隔离则“息”。惟有由“两”归“一”，才体现“生”这一“天地之大德”。
以上两个方面，体现了“阴阳两仪”模式所包涵的“一”、“两”关系构成了该模式的基本义理内涵。 显然，《易经》所贯穿的“阴阳两仪”模式就是“一两”思维的典型产物。《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第五章）［2］，可以说是对“阴阳两仪”模式的概要解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是“一”（“道”）化为“二”，“阴阳不测之谓神”则讲的是“二”合于“一”（“神”）。《易传》还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系辞上传》第十一章）［2］“两仪”即为“两”，“太极”则为“一”。这句话包含着“两”生于“一”的宇宙发生论观念。到宋明理学那里，“道”与“阴阳”、“太极”与“两仪”之间所体现的这种“一”、“两”关系更得到进一步阐发。程颐讲：“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第81页）［5］朱熹说：“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第92页）［5］“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第101页）［5］这实际上是在说，世界万物千差万别，然皆不出“物生有两”、“皆各有耦”、“无一亦无三”之理；同时阴、阳作为“两”、“耦”又是“道”这个本体“一”的所“为”所“用”，其究竟归于“道”这个“一”。“一两”之间实为“体用不二”。陆九渊则将“阴阳两仪”中的“一”、“两”关系视为“道”、“器”一如的关系。他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句出发，指出那种把“太极”和“阴阳”分开来的说法是“昧于道器之分”。他说：“一阴一阳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错认太极别为一物。”（第126页）［5］这里将“阴阳”视为本体“道”（或“太极”）的最直接、最原初、最普遍的存在性状和生成形式，实际上就是用“体用不二”来解释“一两”关系了。
所以，宋明理学在对普遍一般的“一两”模型的解释上，既秉承“物生有两”的“耦两”思维（如前所述），更注重从“体用不二”的理论维度来表述“一”、“两”关系。换言之，宋明之际固然大大发展了“耦两”或“二端”思维，但并没有离开“一”的原则。相反，“一”与“两”始终被置于一种整体的关注之下，而且立“两”最终是为了明“一”。邵雍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第26页）［5］这是传统的“一生二”观念的新表述，是在纵的生成论层面上谈“一两”关系。朱熹讲的是“独中又自有对”，也就是“一中又自有对”，再明确一点，就是“一便对二”（第116页）［5］。没有孤独无对的“一”，任何“一”都源于“二”、见于“二”。叶适所讲的“道原于一而成于两”（第167页）［5］，基本也是生成论意义的表述；而王守仁所谓“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第210页）［5］，则是对“一两”模型既是生成论也是本体论的阐发。
正是围绕着“一两”模型来思想，中国美学在审美本体论上建构了“中和”范式。
三、“中和”范式与“中”范畴
无论是“物生有两”还是“阴阳两仪”，其在思维形式中虽都体现着“二元”架构，都以“两”为立论基础和逻辑前提，但其最终的理论旨归和价值取向还是“一”。然而“一两”模型中的这个“一”，不是“一多”思维中“寓多于一”的“整一”，而是将矛盾双方导向均衡折衷状态的“中”。也就是说，“一两”模型中的“一”，即“中”也。
“中”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最高范畴，它在孔子那里指的是一最高道德，即所谓“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2］在《中庸》那里指的是一本体概念，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2］而在《易经》中，“中”则是一理想境界。根据刘大钧先生的研究，《易传》里谈“中”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彖》、《象》讲“中”处尤多，仅对“中”的称谓，如“中正”、“得中”“中道”、“中行”等就有29种，其中分布在《彖》共36卦之中，分布在《象》共38卦、43爻之中；而且这些称“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易传》里这种崇“中”思想又本于何处呢？刘大钧指出“实为继承《周易》古经而来”。（第29-31页）［6］
“中”在《易经》中不仅是“吉”，而且更是“美”，它尤具审美的象征意味。换言之，《易经》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核心即一个美学意义的“中”字。我们知道，《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分六爻，六爻分处的六级等次，称“爻位”。其中，初、二、三爻组成下卦，四、五、上爻组成上卦。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卦中，二爻居中位；在上卦中，五爻居中位。这两个中位均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为不偏。凡阳爻居中位，象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象征“柔中”之德。若阴爻处二位，阳爻处五位，则是既“中”且“正”，称为“中正”，在《易》爻中尤具美善的象征。但若将“中”爻和“正”爻作比较，“中”又优于“正”。《折中》指出：“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 (转引《周易译注》第43页)［7］这说明《易经》是以“中”为核心范畴的。如果说“正”更偏于“善”的话，那么“中”则更偏重于“美”。
这种以“中”为理想境界的观念，在般若佛学“有无一观”的所谓“中道”思想及其“物我俱一”、“妙存环中”（东晋僧肇语）的理论中发展着，而在宋明哲学那里尤得到推重和弘扬，而不论其为唯物派还是唯心派。周敦颐一句“中而已矣”，成为宋明之际哲学的中心话题。周子解释“中”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第7页）［5］“中”既是本体范畴，也是人格境界。这与《中庸》的说法如出一辙。程颢则以“中”为人之本，他说：“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偏则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第73页）［5］。这一“中则为人”的观念建立在阴阳两兼的基础上，也极有思想力度。前述朱熹所讲“独中又自有对”，“若不相对，觉说得天下事都尖斜了”，体现的其实也正是“中”的理想。因为所谓“尖斜了”，也就是丧失了“对”，悖离了“中”。陆九渊则反对朱熹将“太极”又说成“无极”，认为：“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第124页）［5］陆氏之说也是将“中”视为本体概念。重要的是，他指出“极”就是“中”，而这个“极”，亦即前述“一两”思维中的“一”。所以“一”也就是“中”。王守仁同样强调“不可各执一边”；矛盾双方“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他主张要做“相取为用”的“中人”（即“守中之人”），因为“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第205页）［5］由上可见，凡此诸说，无不突出、标举、推崇一下“中”字。“中”，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具有绝对的本体意义和普遍的道德价值的范畴，而且尤是一个最理想最典范的审美范畴。
中国哲学、美学之所以更多地讲“中”，盖因“中”在义理层面上与“一两”模型或“阴阳两仪”范式直接关联。“中”实际上就是“两”所本原、所归合的“一”（“道”、“常”、“极”等）。程颐说：“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第79页）［5］叶适说：“道原于一而成于两。……然则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第167-168页）［5］……这些表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或中庸）与“一两”模型或“阴阳两仪”范式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明确点出了“中”、“一”互见的道理。
“中”作为“一”，确切地说，作为由“两”所依所济的“一”，在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中，则与“美是和谐”这一人类普遍的古典美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和”这一特有的中国美学本体论范式。这一“中和”范式在具体的审美和艺术观念中是这样表述的，即所谓“相乐”、“皆得”、“兼备”、“交融”、“互应”、“相生”、“两忘”、“俱一”……等等。显然，这样的表述是真正中国化、民族化的，同西方讲究“杂多导致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调和”之美，讲究“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亚里士多德）的“整一”之美可谓迥然异趣。在这些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里，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像西方那样）对以部分与整体（“一多”）关系为核心的整一性、有机性、结构性的强调，而是对体现在两两相对的矛盾统一（“一两”）关系中的对偶性、均衡性、折衷性的推崇。它们集中体现了“合两致一”的传统思维路数，贯穿了“中”这一华夏美学本体理念和最高理想，落实了“执两用中”的中国古典主义“中和”美范式。
参考文献
［1］仪平策.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J］.学术月刊，2000，（1）.
［2］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诸子集成（3）［Z］.上海：上海书店，1986.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篇（9）
电位移矢量：电位移矢量是在讨论静电场中存在电介质的情况下，电荷分布和电场强度的关系时引入的辅助矢量，即是一个用以描述电场的辅助物理量，用符号D表示；
电位移矢量的理解为电荷有两种，即自由电荷与感应电荷，电位移矢量表示的就是只有自由电荷产生的电场；
物理意义：通过任意闭合曲面的电位移通量等于该闭合面所包围的自由电荷的代数和。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一、两委会联席会议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全体成员组成，会议由村党支部召集，党支部书记主持。
二、两委会定期召开，一般一月一次，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随时召开。
三、两委会召开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参加，经到会成员过半数通过形成意见。
四、两委会议题般由党支部选定，村委会十分之一以上村民
联名也可以提出议题，单村委会或十分之一上的村民联名提出的问题，在两委会召开前都要书面提交党支部，党支部在接到议题的15日内必须召开会议。
五、两委会的主要内容：
1、总结前一阶段村里工作，安排近期或下阶段工作。
2、研究落实上级党委政府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的方案。
3、讨论党支部提出或受理的议题，并形成决策意见。
4、研究确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事项。
5、研究议题所涉及的重大事务及有关准备工作。
6、研究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六、两委会对重大问题(如宅基地划拨；计划生育指标的安排；
征用土地补偿费使用方案；财物分配方案；村上的公共项目建设)
提出意见，交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村委会负责实施。
七、两委会人员半年或全年的评议要扩大到村组以上干部。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一 、村民代表会议由支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总数不得少于村民代表会议成员总数三分之二，村民代表会议实行例会制度，由村委会主任召集和主持，一般一季度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出席会议人员不得少于应到会议人数的三分之二，它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所作决定应当由到会人数半数以上通过。表决结果要在村务公开栏或村里显要的位置公布。
二、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10户左右推选1人组成，其中必须有妇女代表，多民族的村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三 、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党支部和村委会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村实际确定；二是五分之一的村民提出的问题。
四、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
1、讨论决定村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和村级财务预决算，以及村委会提出涉及村政村务方面的重要问题。
2、监督村委会工作。
3、向群众宣传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并带领群众执行。
篇（11）
在汉代“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思是,《汉书》言诸《易》家说,皆祖田河、杨叔、丁将军;第二种意思是“家世传业”,如桥仁的《礼》、欧阳氏的《书》。本文所论即“家世传业”意义之家学。
家学顾名思义乃家传之学,又称“家业”,传家世袭的学业才称得上家学。汉武帝以后,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下,汉朝的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两汉家学也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根据两《汉书》,并参考《八家后汉书辑注》、《两汉三国学案》等其它史料,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明确表述有家学情况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
家学是两汉经学内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两汉经学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家学所传习的内容也很宽泛,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学范畴。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姊子颜安乐以传其学。虽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父以传子,师以传弟,并且开门授徒,为两汉经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书•儒林传》中记载“某氏之学”亦是从家学的角度展示了两汉经学的发展,如治《尚书》的“欧阳氏学”,治《诗》的“韦氏学”,治《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治《春秋》的“尹氏学”等。
家学通过父子相传,世代承袭的方式,不仅在两汉学术而且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经学之家是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对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家世经学常常形成累世公卿,这些由家学而致仕的势力也是构成两汉时期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一。家学中多是名儒硕士,且常常担任重要官职,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是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他们或代为帝师,或世居显位,不仅是发展两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一、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
两汉许多帝王都贯通五经,尊师崇儒,许多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养成了崇儒好学的风气。他们学识品行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响。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1.家学首先直接影响汉代帝王,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等,由此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及两汉经学的发展。
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西汉后期时韦贤、韦玄成及其兄子韦赏皆以《鲁诗》显贵。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诗》、《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曾教授昭帝《诗》;玄成兄子韦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韦氏家族如此显赫,以致邹鲁一带人皆以经书贵于黄金。高诩的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孔霸则以帝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
东汉时明帝以下五从桓氏受《欧阳尚书》。桓荣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则授安帝、顺帝,都深受恩宠,声名显赫。桓氏门徒身居高位者亦众,像丁鸿、杨震、朱宠、黄琼以及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再加上家学的影响,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光武帝“爱好经书,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也“降义好儒”。直到东汉末,汉献帝亦好文学。统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学的风气,也必然有助于经学的发展和家学的繁荣。
东汉时期的君主教育内容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经学,这既是儒学得以独尊的有力保证,也是家学和经学教育得以兴盛的巨大动力。一方面经学给统治者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创设太学,主持召开经学会议,也是经学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从而刺激家学的发展。
2.家学影响皇太子和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为保证其能继承大统,特设师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两汉,太子的教育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是故为太子选傅应该受到重视,所谓“选左右,早谕教最急”。他还认为教导太子与治国有很大的关系:“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家学中任太子太傅或者少傅者甚多,他们直接影响着太子的受教育。
西汉武帝以前,为太子太傅者,除叔孙通为文学博士外,其他或者如石奋“无文学”,或者如卫绾“以戏车为郎”。汉宣帝以后,太子师傅一职人选由“忠厚恭谨”型转变为“明经笃行”型。这期间担任太子师傅的人中,除张谭因“廉洁节俭”见称外,其余都是由知识渊博的经学硕儒担任。他们或者是专通一经,或者是他兼通它经,不仅起着辅助、保翼的作用,还起着教师的作用。西汉家学中曾任太子太傅的有治《鲁诗》的韦玄成、治欧阳《尚书》的林尊、治《尚书》的夏侯始昌。另有治梁丘《易》的张兴、治严氏《公羊春秋》的甄宇、和冯谭三人曾拜太子少傅。
东汉时期,为了防范太子与师傅结合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进而威胁皇权,太子太傅、少傅之职虽然保留,但是名存实亡。这个时期的君主教育一变而为侍讲制,由朝廷大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经授课。其实侍讲现象西汉时期已出现,例如张霸宣帝时为大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任高密相。东汉期间家学中为太子侍讲者更为普遍。如包咸习《鲁诗》、《论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光武帝以欧阳学者桓荣为太子(明帝)师;刘昆,光武帝时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张以《尚书》教授,入授皇太子;欧阳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杨震桓帝时以明《尚书》征入劝讲。
二、家学是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与之相辅相成,促进了经学的广泛传播。而且在汉代“以经治国”政策的引导下,私学的教学内容逐渐集中到经学上。另一方面,尽管博士弟子、郡国生徒员额不断增加,但是仅靠官学难以满足众多求学者的要求,全国大部分教育工作仍要由私学来承担。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家学的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可轻视。
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西汉末时大师弟子众至数千人,东汉时期尤盛。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有力地促进经学的广泛传播,也为私学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与之同时,私学的兴盛也直接使汉代家学大批成长。
以下胪列各经家学中私学教育的大致情况。
《诗》家学:薛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鲁恭及其弟“习《鲁诗》,闭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后汉书•鲁恭传》);伏湛“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伏恭为常山太守期间,“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后汉书•文苑列传•夏恭传》)。
《书》家学: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后汉书•桓荣传》);济阴曹曾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牟纡,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
《礼》家学:褒少笃志,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后汉书•曹褒传》)。
《易》家学:刘轶传父业,门徒亦盛(《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传》);张兴“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郎“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后汉书•郎传》)。
《春秋》家学: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其孙“承尤笃学,未常视家事,讲授尝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后汉书•儒林列传》)张霸七岁通《春秋》,后就长水校尉樊受严氏《公羊春秋》,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着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其子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后汉书•张霸传》)
家学中有的学者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韦贤在担任博士给事中的同时,“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有的经学大师,去官还家后,授徒讲学,如马融桓帝时去官,“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数千”。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东汉章帝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太学曾一度衰落。安帝揽政后,薄于艺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如伏湛在王莽乱世仍坚持讲学,“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又如传欧阳《尚书》的桓荣,在王莽衰败,天下大乱的时候,“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更有一些名儒大师在王莽朝时选择了隐居教授。在官学荒废的时候,这些一心向学的儒者对维系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延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学中亦有开办学校者。伏恭为常山太守时,就曾“敦修学校”;好经书、通《诗》和《礼》的宋均,“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祀”。能有此举措者虽为少数,但是他们在扩大教育规模、更广泛传播儒家经学上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家学是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私学的内容十分宽泛。当然经学是私学教育的最主要内容。今文经学有“通经致仕”的作用,因而是私学的教授科目;古文经学则对于匡正今文经学错漏弊端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出于学术目的也私授古文经学科目。另外,私学还讲授《论语》、《孝经》、《老子》等。
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太学,还是郡国学校,都是以教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则主要靠私学教授。家学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而然成为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自然科学也就成了家学所传习的除经学之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楼护的父亲为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世明法律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汉书•郭陈列传》所载:郭躬家世掌法,其父郭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躬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明迹”;躬弟子镇,“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镇子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僖,“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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