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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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与修正对策建议

[摘　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为前提，因此，本文研究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和特征；第二部分，研究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法律规范主要存在9个方面不足，并提出建议和修改以及完善之有关法律条文。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与修正对策建议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规范之性质和内容分析，该法“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1]即通过家庭承包方式使农户取得的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实行债权保护（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确认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外）。“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开展了延包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承包合同签发到户”。[2]显然，第二轮承包工作已基本完成。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领域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势必引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截止2002年年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7000多万亩（除西藏外），占农户承包地面积的6.7%左右，比2000年底的统计调查数增加5.6个百分点。因此，中发[2001]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防止或减少农村承包地的弃耕抛荒、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事关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事关承包方的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同时，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是今后农村长期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本文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问题作一深入研究，并提出修改建议和完善有关法律条文之对策，以达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符合“条件、自愿、规范、有序、依法”之客观要求和真正实现维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和特征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32~43条）和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50条）规定，并结合民法中物权法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承包中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前提条件下，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性质和主体种类与农村土地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原承包方（即流出方）依法将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从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等具体民事权利转移给他人（即流进方）的行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法律特征主要体现在[3]：（1）以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为前提。（2）不发生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性质和主体种类的变化。（3）不改变承包地之农业用途。（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愿性。（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期限性。（6）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权利内容流转的二元性。从产权角度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包括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的流转和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下的流转两方面。（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客体的确定性，即农村承包地。（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契约性。 （9）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流进方享有的权利，不得超过原承包方（即流出方）享有的权利。（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流出方的特定性和流进方的多元化。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之存在不足和完善建议1.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中造成法律结构不科学。家庭承包是指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时，以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人人有份的土地承包。即“按户承包，按人分地”。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可见，家庭承包的主要特征：一是发包方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二是承包方只限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成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三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进行家庭承包；四是体现人人有份、公平优先的原则。根据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定分析，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流转形式符合“家庭承包”之特征，而其他形式之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结果都可能产生与“家庭承包”之特征部分不符或者不相符（除“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流进方，即新承包方包括转让中的受让方、转包中的受转包方、林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继承人属部分符合外，但上述流转形式实质上已不符合家庭承包之主体特征，同时更不符合家庭承包体现人人有份、公平优先的原则）。显然，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性质明显区别于“家庭承包”其本身性质。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中显然不科学，同时从深层次研究，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农村土地承包为前提，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许多流转形式其流转结果产生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性质完全不同的农村土地其他经营形式，如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等，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无法全部涵盖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但按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内容来看，其法律名称最好改称《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法》。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法》其结构最好调整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农村土地承包”，第三章“家庭承包”，第四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五章“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六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待时机成熟，今后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土地经营法》。其内容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外，还应包括农村土地租赁经营、农村土地股份制经营、农村土地集体经营（目前，全国还存在没有采取农村土地承包的村，这些村集体经济实力很强，仍采取集体统一经营，其效果也较理想）、农村土地其他形式经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内容。

2.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流

转缺乏全面法律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只规定了该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和第50条也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作了原则规定，从法律结构看，它与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相独立的，无法律依据按该法第二章第五节法律规范适用。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其他方式承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除具有共同特征外，有自身运行机制，应有适合自身运行机制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今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时，最理想应单设“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章，包括三节，即第一节“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般规则”，第二节“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节“其他方式承包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特别应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3.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同时对受让方作了一定的限制，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其受让方必须是“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与物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不相吻合。“所谓物权之直接支配性，指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其权利内容之特性”。[4]有的人认为：“如果不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和抵押进行一定的限制，遇经济困难或天灾人祸之年，农民转让或抵押自己的土地，将使这些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对从家庭方式承包的土地的流转加以一定限制”。[5]笔者认为，上述理由不可能成立或没有说服力，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属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的流转形式，其结果：转让方（原承包方）丧失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按上述观点，法律要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45条[农地使用权的转让]中提出：“农地使用权人不得将其农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但国有或集体所有荒山、荒地等以拍卖方式设定的农地使用权除外”。[6]否则，转让必然导致原承包方失去农村承包地，失去长期依赖农村土地提供的生活保障。实际上，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农民的收入来源将越来越多样化，部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将越来越松散，农民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将越来越小，在农村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区，一部分农民已离开农业，转向从事第二、三产业，已不再依赖承包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这些农户自愿将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人，可以全身心投入二、三产业经营活动。可见，法律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显然是不科学，同时，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达到“农民永远是农民”，显然违背常理。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势必引起部分农户失去部分或甚至全部农村承包地，这是客观事实。同时，该法规定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难道发包方能够审查或预见转让方有30年左右的稳定收入来源吗？这肯定是不现实。转让方既然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受让方，对自己家庭成员的今后生存能力肯定作出比较合理的预测，否则该承包方可以采取其他流转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和不相信该承包户。同时，把受让方限制在“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也不合理和科学，一方面给转让方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对象（受让方）的范围，甚至有的人认为，“转让的受让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不能是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7]按此运行其结果，如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不愿受让，会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落实，甚至造成农村承包地抛荒弃耕之结果；另一方面，造成流转封闭，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一方面，无法真正按照市场价格转让，不利于转让方转让收益的真正实现；最后一方面，如受让方限于农户，其受让方也已经取得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没有必要一定把受让方限于农户。为了推进家庭农场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1款第5项已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过多限制，必然会侵害转让方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4.林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属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之一。《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第2款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实际上，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范畴，从科学、合理角度讲，应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范围内，但如该继承人放弃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无继承人的，则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这种情形可规定在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中。

5.《农村土地承包法》已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为什么不能允许家庭承包中耕地和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耕地或草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按此规定，承包期内家庭的某个或部分成员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因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上述情况户仍然客观存在，其立法规定是成功和科学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最后一个死亡的成员应当获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但继承人不能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由发包方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实践中仍存在问题，因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流转，会使该条文操作落实，无法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如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剩下的成员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给特定受让方（即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一个成员的继承人所在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其实际结果与允许耕地和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有何区别。同时，表面上该继承人的农户虽然向转让方支付了转让费，但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之规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即承包人）死亡时，照样取得承包收益（包括上述转让费）。又如，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剩下的成员临死前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非继承人所在的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会使《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条文的立法目标其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落空。同样，如承包户的最后一个死亡的成员在临死前，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以及入股，该成员死亡时，发包方能否立即收回承包地值得怀疑，能否以消灭其他法律关系或牺牲其他合法当事人利益，显然，法律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支持，上述流转形式也会使发包方收回承包地暂时落实。可见，法律上限制或禁止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是不合理或不科学。笔者认为，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依法继承，避免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有利于提高承包方在农村承包地上投入的积极性和信心。

6.《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允许抵押，[8]笔者认为限制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理由不成立。首先，设立抵押权时并不发生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抵押权因为债务得不到偿还而实现有或然性。其次，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财产权，目前农民可以作为抵押的其他财产有限，因此农民贷款、融资很困难，如不允许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不利于加大农村承包地上的投资，限制农业发展。第三，农民在紧急时需要资金，如果不允许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进行贷款，会造成只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这个时候的农户才会真正失去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四，农户用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做抵押担保，未必一定向银行贷款，其实在农村中，农民的融资方式更多的还是通过民间贷款的方式实现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允许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7.法律上规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人”条文设计不科学。土地承

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属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下的流转形式，不发生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即原承包方（这里转包方或出租方）仍然保留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9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按法理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是指转包方（即原承包方）在保留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依法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转移给受转包方的行为。受转包方（即新承包方）只能取得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也是指出租方（即原承包方）在保留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依法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转移给承租方的行为。承租方只能取得债权性质的农村承包地租赁权。但这两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是部分农村承包地发生占有约定，也可以是全部农村承包地发生占有改定，无法“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人”，因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完整财产权，不会发生部分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因此，该法第39条条文正确的表述应改为：“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地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移转给第三人，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8.法律上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条文设计同样不科学。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属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的流转形式，其结果是真正、彻底地发生该承包地上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转移，即转让方（原承包方）丧失该承包地上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受让方（新承包方）取得该承包地上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新承包方资格确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上述条文中应将“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这段文字应改为“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承包地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移转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是整个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彻底让渡，不存在部分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渡，但可以是部分承包地上的整个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其转让方仍存在部分承包地上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是全部承包地上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则转让方丧失承包方资格，即丧失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

9.法律上规定承包方“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条文设计也同样不科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按法理与实践分析，这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指入股者（原承包方）在保留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依法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一般称农村承包地使用权）转移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行为。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属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下的流转形式，土地股份合作社不能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只取得农村承包地使用权，该权利少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提法不科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条文正确的表述应改为：“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地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移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从事农业合作生产”。

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探析

[摘　要]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已成为当前完善和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立法对这一问题日益重视，晚近几年颁布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制，极大完善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但现有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流弊，各种流转方式在内涵外延、设立变更原则等方面存在种种冲突和矛盾，本文试分析了四方面不足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转让 抵押 继承

一、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立法沿革

历史上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立法规制可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承包法〉）的出台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从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至2002年《承包法》出台之时。第二阶段即从2002年至今。两个不同时期法律关于农地流转的规定有很大的改观。

（一）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2002年《承包法》出台

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伊始，民间就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一阶段对农地流转的规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规制层级上经历了由“政策——中央文件——地方法规、规章——法律”的变化。有学者考察，认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最先规定始于1985年国家政策上允许有偿转包土地。[1]此后1986年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定“承包人在未经发包人同意私自转包、转让承包合同的，承包合同无效。”时隔十余年，99年最高法院再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重申这一规定。随着流转现象的增多，这一问题逐渐得到重视，93年的《农业法》、98年的《土地管理法》及《担保法》中都或多或少地做出相关规定。2001年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这些规定零散不成体系，实践中难于操作，各省又针对各自的情况制定各种地方性法规，特别是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如海南省的《海南经济特区土地承包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由此可见，《承包法》出台之前，有关农地流转的规定散见于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几部法律之中，缺乏统一的流转体系规定，相关规定的效力层级也比较杂乱，呈现“多国演义”状态。

2、在立法态度上，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到逐步开放”的过程。最为明显的是作为母法的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按照当然解释，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种类型，自然丧失了流转的可能。从私法上看，民法通则80条也作了类似规定禁止土地非法转让。可见开始法律立场很鲜明，不论公法还是私法的两大基本法都不允许农村土地流转。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88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0条第4款作了修正，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地奠定了农地流转的合宪性地位。此后《农地法》《土地管理法》等各种法律也纷纷对这一问题做出规定。

3、从规制内容上看，农地流转制度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受到各种限制比较大。在农地流转关系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受让人的影响很大，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严格限制。这一身份的限制使得土地流转范围狭窄封闭，局限于本集体成员之内。在流转形式上采用债权流转方式，以征得发包人同意为前置条件。方式上也比较单一，不允许抵押、继承。在流转程序上则没有统一的规范规定，操作无章可循，比如大多数流转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从而潜藏大量隐性纠纷。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的系统法律规制相比，农村土地流转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畅进行，影响了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完善流转法律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二）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出台至今

《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以整章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一规定的出现，改变了立法上对农村土地流转规制“多国演义”状态，弥补了法律上欠缺农村流转统一体系的遗憾。尽管这不是俄罗斯那样的专门一部《俄罗斯农业用地流转法》，但比之以往仍是一大进步，建立了统一的流转规制体系，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上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此外我国人大法工委制定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入“用益物权”编章的第二章节，从而宣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该章共有12条，关于流转的规定就有3条，占了该章条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农业部新近又颁布了于2005年3月1号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这些立法动态无疑表明农地流转日益受到重视，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地承包法（草案）及议案说明》中第八点明确指出“随着农业产业化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管理。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其有序地进行，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现行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一）各流转方式之间内涵外延界定不清，存在交叉重叠现象。总结物权法和承包法，法律以列举的方式明确确立了转让、互换、转包、出租、入股、抵押及继承几种方式，代耕虽然对防止撂荒土地具有积极作用，但当事人之间实质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并不是市场流转行为。法律对上述几种方式界定不清，导致外延交叉重叠，主要体现如下：

1、关于转让与互换。物权法和承包法只是笼统地规定转让和互换是土地流转的方式，并未对其内涵外延进行清晰界定。转让按照对价有无及其形式，可以分为有偿出让、赠与及互易。按法理，赠与和互易是转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互易与互换就有重复规定之嫌。互易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互换也是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及承包经营权进行交换。可见两者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互换实质就是转让中的互易。从概念位阶而言，互换是转让的下位概念。但立法将两者并列列举，又没有对转让进行界定，无疑是犯了种属概念相并列的逻辑矛盾。因此建议未来立法中将互换吸纳入转让方式中，立法明确规定转让包括有偿出让、互易及赠与。与此相适应，还应该修改《承包法》中33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规定，剔出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之规定。农村土地流转应尊重承包方的选择及意愿，任何人不得干预。流转是否收取对价及对价的多少完全是流转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的事情，立法不能代替当事人作出选择。 2、关于转包和出租。转包是承包方将自己土地上全部或部分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他人，原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经营权仍然存在。与转包相同的是，土地出租后并不剥夺原承包方的承包经营权，不同的是在这两种方式中流入方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性质有区别。租赁关系中，承租人享有的是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点毫无疑问，存在争议的是转包以后受让人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是债权性质还是物权性质。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学理上按照王利明的观点，如果转包关系的受让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则当然具有物权效力，反之则需登记以后才有物权效力。[2]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严密的，至少会产生以下两点漏洞。其一，在受让方是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成员且在转包没有登记的情形下，受让方取得的是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这时的转包与出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显然转包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二，这种做法与物权法原理相违背。转包取得承包经营权是否具有物权效力性，不应该以受让方的身份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具有某一种身份不能当然得推出其所获得权利是否具有物权效力性。按照物权法原理，登记才是由转包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获得物权属性的唯一标志和途径。按转包方式进行的流转，经过登记以后，接包方取得的是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转包未经登记的应认定为出租。通过这两组概念辨析，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为丰富流转方式，罗列了种种具体方式，但没有对其内涵外延进行明确界定，结果适得其反，未来物权立法中应加以注意。

（二）在流转方式上，仍存留债权让与的痕迹。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32条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并经发包人同意。”《承包法》37条也作了相关规定。新近颁布的《管理办法》第11条及25条更是将其具体化为承包方申请及发包方同意两道程序。关于转让应当经过发包人同意的立法规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受到猛烈抨击。这一规定至少会产生以下两点不合理之处：1、违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立法将承包经营权作为专章规定在用益物权编中，这一举动无疑向世人昭示该权利的物权性质。按照物权法的一般原理“物权具有直接支配性，即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从而实现其权利内容。”[3] 可见，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由处分而排除他人意志的干扰和阻碍。承包方转让承包经营权是权利人自由处分该权利的表现，无须征得发包方同意。原来法律规定转让须得发包方同意实质是将承包经营权视为债权。现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已然“妾身已明”，获得物权效力，再将债权流转方式强行移植过来，必将架空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效力，使其虚有其表，无益于保护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第二，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对他们所享有的土地流转最终决定权的立法剥夺。“转让需得发包方同意”实际上将土地转让过程的终极处分权赋予发包方，而承包方作为真正权利人却对自己的权利没有决定性质的发言权。这样无疑会伤害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在需要转让土地又无法征得发包人同意的情况下造成土地抛荒、撂荒。即使能够征得同意，这一前置程序也将加大转让成本，况且立法并未界定“发包方”，也未明确规定发包方同意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发包方用作借口，趁机干预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行为，扰乱流转秩序，限制土地的自由流转。

（三）流转登记制度不严密，存在前后矛盾的立法主张。《承包法》38条和物权法草案1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立法对承包经营权的变更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而《承包法》22条及草案129条第1款同时又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成立”，从该规定推出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采用的是无需登记的债权合意主义，这就产生了矛盾。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其流转的前提，而承包经营权的变更是流转的结果。现行立法却对农地流转关系的两头设置了不同的登记原则，显然违背了物权法理中物权设立于物权变更应当一致的原则。[4]因此未来立法中应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加以协调，建立一个便捷、高效、安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登记公示制度，这对物权流动制度保持高效运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诚如波斯纳指出 “建立一种类似于土地所有权登记证制度的用水权登记证制度将能增进效率。”[5]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示制度，理由是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成员权有密切联系，公众可以通过对某人成员资格来了解是否享有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目前的承包经营权基本通过承包合同方式设立，数量相当大，实行登记操作起来非常困难。[6]本人认为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如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不再局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是扩大到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租赁、转包和招标、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人身份得多元化使得籍由考察权利人是否具备集体成员身份来判断权状况的困难系数及风险系数大大增加，无形中提高了交易成本，实不可取。第二，对于以“承包合同数量大，操作困难”来否定建立登记制度的理由也不具有说服力。比之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市场，自国有土地实行有偿转让制度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繁荣、活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其所发生的交易数量更加庞大，频率更为频繁，但仍然建立了物权登记制度，并且在土地转让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言之，正因为土地流转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频繁的重复发生率，更需要明确的法律登记制度对法律关系各方的权利状态加以公式化，明晰化、确定化。

（四）流转方式的缺失——关于抵押和继承。1、关于抵押。《农村承包法》只规定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对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能否抵押没有明文规定。参照《担保法》34条第2款的规定，耕地、自留山、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属于不得抵押的财产，可见现行立法对家庭承包的土地能否抵押持否定态度。理论界对此也形成两派观点。反对设立抵押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失去生活保障。[7]本人赞成设立抵押。第一，设立抵押权并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如果担心农民因抵押而失去土地，则转让方式让农民失去土地的风险更为突出，法律既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为何不能设立抵押呢？[8]第二，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农民收入呈多元化，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唯一依赖。对他们而言，土地更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担保价值的财产性资源，迫切需要挖掘土地的多元化利用途径，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农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无疑是农民掌握的比较有价值的财产。在宅基地不允许抵押的情况下，再限制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将导致农民因融资困难而无法实现对农业的投资，影响农业发展。如果法律限制农业的发展，即使给以再多的土地也是惘然。2、关于继承。《承包法》没有明文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之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只规定林地及按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理论上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之争实质是对法律所侧重保护的对象不同所致。反对继承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具有一定的身份性，主张不应继承，应将土地尽快重新投入流转，以保护新承包方的利益。而主张继承者则侧重保护原承包方的利益，以权利的可继承性来增强承包关系的稳定性，增加原承包人对土地的投入和可期待利益。本人赞成该权利的可继承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然是物权，根据财产权的属性自然具有可继承性，继承人不论是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均可继承。当然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防止土地进一步零碎化以促进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在继承时应作一些技术性调整。社科院草案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规定很值得借鉴。该案第247条规定“农地使用权可以继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属于农业人口的继承人，可以优先分得农地使用权”“继承人均为非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非农业人口的，在继承农地使用权后一年内，应将农地使用权转让给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即尊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又使被继承的土地能够尽快回复流转，促使土地的有效利用，兼顾其他承包经营户的利益。 三、关于农地流转各种弊端的根源分析。

关于农地流转的各种弊端及其引发的各种争执从根本而言是土地的经济发展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这两对冲突矛盾及对它们的不同价值选择造成的。经济发展职能是土地存在的基础性价值，在我国土[文秘站:]地对广大农民而言还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从对流转立法历史及现状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立法者似乎想尽力兼顾土地的两大功能，但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又不由自主地偏向于维护土地的保障功能。这在物权法草案和土地承包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立法一方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章节规定在物权法中，并努力进行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改造，但另一方面在流转的具体形式上又设置了种种限制，阻碍了流转的顺利进行，这在转让需得同意及禁止抵押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人认为过分强调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而忽视土地的经济职能实质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经济发展才是它最根本、最基础的存在价值。只有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土地的保障功能才能发挥更有效、更有意义的作用，否则土地就变成捆绑农民的工具。长期以来我国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处于压倒性的地位，国家一直以来以牺牲农业的增值价值来满足工业原始积累，从而造成工业、农业两大领域的跛足发展。现在三农问题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中央也做出种种努力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在诸多措施中，最根本的就是还原土地的经济职能，还原土地的生产要素本质，使其能够积极、活跃地流动起来。诚如波斯纳所言“为了促使资源又较小价值用途向较大价值用途移转，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自由转让的。” [9]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地既是自然资源，也是经济资源，自然资源涉及利用与保护，经济资源涉及效率配置与收益，意味着资源价值的市场实现。[10] 我们应该积极鼓励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物权法作为调控财产资源归属和利用的法律机制，在“物的利用”观念成为现代物权制度核心，尤其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的情形下，我们更应该改变传统观念，将物权法不仅仅视为一种财富控制机制，更应将其设置为一种交易结构，一种借助交易来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的动态“市场交易结构”[11]反映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具体制度上，即积极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权利形态的可流动性取代实物形态的不可流动性，盘活土地财富。当然鼓励流转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在土地流转方式设计上应该注意以下三点：1、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流转中享有优先权。土地流转不应局限在农户之间，应当扩及一切有农业经营能力的主体。在同等条件下本村农户应当优先受让。《承包法》33条虽然规定了优先权，但未明确行使方式。未来立法中不妨规定一个期限，在这期限内有受让意图的农户没有要求行使优先权的，则由非农户受让人取得。2、在土地流转中规定农民的最高和最低土地拥有量，以防止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发生失地和土地兼并的现象。对于具体的量化数字，可以由地方立法根据各地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加以确定。3、农村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以保护珍贵的耕地资源。

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保护研究的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关于农村上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虽然制定了不少,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际操作中依然出现了不少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广泛研究相关资料、结合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 法律保护 问题研究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研究的必要性

1.1.保护农民权益的需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权利行使和保护的程度。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农民最核心的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质上就是对农民土地权利和利益的调整。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其根本立足点就是要用法律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农民提供法律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性经营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制度进入试点阶段[1]。

1.2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强大的土地需求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实现规模化和市场化。而现实中,不完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不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降低了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收益和农村土地承包交易价格,导致农村土地承包交易成成本上升,减少了农村土地承包市场交易的净收益,最终减弱了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需求和供给。

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实现市场化流转,则农村土地承包资源无法优化配置。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完整和不独立,阻碍了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农村城镇化推进有赖于农村土地承包顺利流转以及农村土地承包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以适应城镇化的需要。

1.3实现土地利用率最大化的需要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村上地制度的核心，其作用主要在于实现对土地的高效利用,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效率却较为低下,农业生产效益也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耕地资源极为稀缺。2014年我国耕地只有18.26亿亩,人均耕地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126位以后;而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我国有接近2.5亿农户,平均每户经营土地不到半公顷,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加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农村土地呈现出大量耕地撂荒的现象,土地的使用价值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理论

2.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涵义

农村土地流转既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征用,也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根据现行宪法和上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征用,仅限于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流转[2]。

而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其实质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即在农村上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在市场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让其所承包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土地承包人可以采取转包、转让、转租等方式将承包经营权转给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承包人行使其权利、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方式。在承包初期,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债权性质,存在期限短、不稳定,缺乏流转基础等缺点，因此,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始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期,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之前土地流转只是个别现象。从80年代后期以来,通过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每年发生的农地流转率也就在1一3%之间[3]。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经营或暂时不从事农业经营导致耕地无人耕种撂荒,而部分家庭因耕地少,想扩大经营规模而想要耕种更多耕地,因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转变为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渐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据统计，截止2013年底，__全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1360.7万亩，耕地流转率23.3%；转出耕地的农户数364.6万户，签订流转合同201.2万份。签订合同的耕地流转面积为724.9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3.3%；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为443.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2.6%。

2.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特点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呈多元化发展。以__省为例，2013年__省耕地流转主要以出租和转包为主。出租和转包面颊分别为609.9万亩和514.6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44.8%和37.8%；转让、股份合作、互换的面积为67.1万亩、61.3万亩和35.6万亩，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4.9%、4.5%和2.6%。在出租方式中，出租给本乡镇以外的面积占出租总面积的13.9%。

第二，土地流转中政府引导作用明显。在目前尚未形成土地流转信息畅通、功能齐全、中介服务完善、管理规范严密的土地流转市场运作机制和服务机构之前，农村土地流转之所以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有力促进外,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

我国各地的实践证明,农村土地流转不仅能够确保农民的收益分配权方面,而且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方面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一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二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城镇化建设；三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耕地的使用率，减少了撂荒耕地；四是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促进农民增收。

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农户土地承包年限定过短

我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从1983年前后开始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鉴于15年的承包期限太短，不利于农户对承包土地进行长远规划，因此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

轮土地承包将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可见，我国已然意识到了承包年限片短对对农户集约进行承包土地的弊端，但30年的承包年限依然无法满足农户对土地长期规划的需要。过短的承包年限导致农户的土地经营活动往往只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的规划和深入投资，导致我国农村土地经营陷入生产效益低下与农地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1款第3项只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则流转的耕地年限最多不能超过30年，而采取出租方式流转的，租赁合同期限遵照《合同法》的规定，不得超过20年，因此，流转时间过短也是限制农村土地流转的一大因素[4]。

3.2维护农民利益和发展效益农业之间的冲突

按人口均分土地容易导致土地过于分散，难以成片发展，形成规模经营。而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生产率、使用率，发展效益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要实现某一片土地的集中连片，则需要该片土地的所有承包土地的农户一致同意。由于种种原因，常常会出现大多数农户同意进行土地流转，而少数农户不同意的情况，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土地流转建立在承包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这导致了维护少数农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与推进效益农业之间的冲突。而目前解决此类矛盾的方法，也仅仅局限于依赖村干部对少数不愿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进行思想工作，争取农户同意，或动员其置换土地位置，尚无其他很好的解决办法。

3.3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土地流转的承包方大多数为农户，而农户往往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致使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不完整, 条文不明确,权利义务主体划分不清,甚至触犯法律。而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存在着较多不规范的流转行为。如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大多在私下进行，大多农户流转土地并不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登记，或是以口头协议代表了书面合同。这样一旦出现土地流转受方不支付流转费用、不兑现收益分成，原承包方占用流转土地或是土地流转受方将土地使用权自行再转让，则会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混乱，导致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受损，当土地使用权权属纠纷发生时，很难从法律和行政省进行维护处理，不利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

3.4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中介服务机制缺失

健全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可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与完善,而完善的农地交易市场可以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更加合理规范。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完善的农地流转运作机制,甚至没有形成完善的农地交易中介服务体系,导致农地流转信息无法及时收集并交换。而农户欲流转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常常受到选择范围小、辖射面小的限制，因此很难进行农地使用权的跨区流转,找不到合适的流转象。

目前，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缺乏专业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机构。尽管一些地方建立了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但由于服务滞后、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没有实现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化管理、流转信息渠道不畅，流转的供求双方信息不能及时沟通，同样也限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客观上限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5]。

3.5农民缺乏对土地流转法律知识的了解，缺乏土地流转积极性

自古以来农民对土地具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情结，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缺乏对土地流转相关法律的了解，有些农民因担心土地流转对自身利益不利或是无法收回已流转土地，而不敢大胆参与流转。宁肯免费将土地给别的农户种，甚至抛荒，也不愿将土地流转给别人，导致撂荒、遗弃土地的现象不断增加，成为土地流转中一大现实问题。

在部分经济落后地区，大多数农户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阶段，土地仍然是农民最根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对相关土地流转的法律不了解，大部分农民担心土地流转后会失去土地的承包权，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依靠，在客观上制约了土地的流转。尤其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附性仍存在。

4.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4.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权能

在法律上对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予以物权认定，是维护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予以物权性质的认可，才能理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和权益归属问题。同时，厘清农地的产权归属，明确农地的物权属性，也有利于构建开放、自由的土地流转市场，从而在有力配合我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以土地流转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4.2规范农村土地登记制度

土地登记是确保产权安全的正式制度安排.构建城乡土地权利统一登记发证管理体制,是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首先从保护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角度出发,以不动产登记理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主要看作物权公示作用。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不动产登记机关统一登记。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应以土地行政管理机构为基础,按属地管辖确立农地的民事登记机构,即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就国有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由农户承包的农村土地进行登记。

4.4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体系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一现象广泛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的监督力度。通过政策解读、法律宣传等手段使农户理解国家相关法律政策, 加强对耕地的特殊保护,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农地质量,避免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私下占用农地、转化农地用途。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既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又要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政府要担起农地流转监督服务管理者的角色。

由于我国农村交通通讯事业发展缓慢,致使农村相对闭塞,农民不能获得全面的农地流转信息。为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应建立完善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中介服务体系,以便及时收集整理农地流转信息,

将可流转的农地按区位、质量、价格等指标分类,帮助供求双方建立起交易信息互换网络,为农地流转地的顺利进行节约成本和时间。4.5是发挥土地社会保障的传统机能，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

千百年来，土地作为农民穿衣吃饭的主要来源，是维系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以法律形式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纳入物权范畴的同时，应当构筑相对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出去后在去稳定收入或发生重大疾病时能得到基本保障。

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对出让土地经营权农民的保障基准。特别是对于签订长期出让合同的农户，

在进行经济补偿的同时，还可以根据其出让土地面积和转让期限进行定时定量的补助。各级政府还可以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上加大对这部分农民的投入力度，将土地流转产生的经济效益部分转让给他们。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吸引农民出让土地经营权，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速度，在保证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的同时，也让他们实现“因转而富、因转而兴” 。

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试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为背景

论文摘要：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一政策改革有利于我国农业分散的经营模式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增加对农业的资本与技术投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帕累托改进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高度来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逐步完善。

论文关键词：帕累托改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社会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允许农民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目的在于引导农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效率，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及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

帕累托改进是建立在帕累托最优的基础上的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即在不损害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能增进其任何他人的福利。帕累托最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判断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之一。

过多的劳动投入与过少的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特点，这显然是农业发展的低阶均衡，农业的高阶均衡应该是资本、技术的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均衡。传统的农业要发展起来必须打破低阶均衡，使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而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流人农业部门。要想逐步改进我国农业的低阶均衡的状况，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一个可行之路，规模化经营必然要求资本与技术的大力投人。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涉及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问题。美国和日本分别采取租用别人土地、出台促进流转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及采取措施扩大农场规模。我国可以模仿美国和日本通过土地租赁实现规模经营扩大的经营模式，这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规模要求是适用的，这就需要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流转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土地的产权是清晰的，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外，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是归农民个人自由支配的(但不能改变土地的农用耕地用途)。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任何有限经济资源的利用，如果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将缺乏效率，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更不能例外。而清晰的产权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自由转让，以及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Coase，1937，1960；North，1990；张五常，2002)，可见，制度约束对于农地市场的作用和经济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只要产权是排他性的和可转让的，不同的合约安排就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张五常，1996)。我国目前的产权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所以不同的合约安排(包括形式和时间)都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

2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改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村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2．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影响和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实现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客观上要求农村土地必须走规模经营、集约发展的道路。政策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土地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建立，加快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程，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和流动。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是转包式流转，指土地承包方自愿将一定期限内的承包权转包给他人，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转包的期限和转包金额及其支付方式由双方自行约定。

这项制度尚处于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要正确的认识问题之所在，积极探索其解决之道。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流转中的“五多”和“五少”。所谓“五多”，即农民自发流转的多，零星流转的多，口头协议的多，债权不清的多，隐性问题的多；所谓“五少”，即有流转服务的少，有秩序流转的少，有操作规程的少，有规范合同的少，有档案管理的少。

另外，流转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混乱。多数地方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的市场，有些地方客观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但市场往往具有隐蔽性、无序性、地域性强、市场狭小的特点。各地虽然均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象，但是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影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公平。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仍然只是具有雏形，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且发育缓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在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是民间组织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官方认证、支持和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2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在这几方面着手：一是清理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手续，保证土地产权的界定清晰。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二是完善法制体系，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原则性的条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有许多是原则性的条款，应将其进一步的细化，以便在实际的操作中有可依的具体规定，减少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过大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三是提高农民素质，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同时，也对资本技术投入增加后所实施的规模经营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土地依然是大部分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唯一依靠，是农民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对于大多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投身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建立在积极而稳定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土地转为依靠社会和制度，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障。解决好农民自身的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土地的流转自然就会加快。地方政府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采取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土地受让方各拿一点的方式，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既可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为我国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3．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

3．1．1建立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农村低保制度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农村低保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也必须是从这里起步。而且，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也是对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农村低保制度来丰富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需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是“最后的安全网”。作为一种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是以前那种随意性的临时救济，不是一种施舍性的行为，是人们保证自己生存权的一种应有的权利。基层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低保工作，为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具体的低保政策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制定，要保证其有可行性。目前，在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等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没有低保来兜底农民的基本生存，后果不堪设想。贫困是动荡的主要诱因，贫困特别是大面积人群的贫困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效应，纠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避免动荡，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

3．1．2健全农民合作医疗体系，保证其病有所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取得了较多制度建设和基金扩面成效。截至2007年9月底，全国已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有2448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5．53％；参加新农合人口达到7‘26亿，参合率达到了85．96％，已有9．2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共补偿资金591亿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进一步的完善，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对这部分的投入支出要加大，保证这项制度的健康运行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1316．9亿元，比2008年增加9995．12亿元，增长19．5％，这说明，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是完全可以支撑新农合所需资金的。

3．1．3养老保障可借鉴日本的农民年金制度

在农民达到一定年龄后，规定他们必须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政府给予这部分农民足以保障其生活的补贴，这种做法相当于给了农民退休金，采用农民年金制度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使农民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同时也极大减轻土地的社会保障负担，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农民养老方面，也要发挥原有的家庭养老的作用，多给老人们精神上的慰藉，让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能很好的结合起来，让农民也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3．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建设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为我国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迈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体制是由我国的二元经济模式导致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二元经济模式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但是，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其所处的经济大环境及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和平发展的世界环境中，发展中国家要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就要积极地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已显然不能像西方发达围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来实现，由此，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硬性的、人为的划分农村和城市，通过政府的政治强制权力来保障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资本等，在这其中最典型的应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就是大规模的全国公有制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公有制的本质，是国家掌控资源；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国家配置资源。其目标指向，是加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并倾斜于重工业化与军工化。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控经济的发展，为了给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切断农民与市场的自然、自发联系，剥夺其自由进出市场并依据市场价格信号决定自己经济行为的权利，人为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低价收购或强制征收的方式，通过“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以自己规定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副产品的途径，来为国家进行工业化积累巨额资金。

我国的“三农”问题的形成，就是因为国家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而将农村作为其原始积累的来源，对农村、农民和农业进行的超经济强制所致。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政府应该多关注农村的发展，政策和公共财政应多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支持农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国家对之前农村只贡献没发展的补偿，也是我国目前实行以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国家行政伦理之所在。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能够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更好的巩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我国现阶段还是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城乡一体化是最终的发展趋势，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能还是停留在二元结构的观念上，要站在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未来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上来进行设计。鉴于当前，我国城乡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悬殊的现状，社会保障的水平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城乡一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实施同城市一样的筹资、运营、支付等机制，首先要在运行机制上实现统一，社会保障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由差别统筹逐步过渡到真正的一体化。

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关于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思考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财富之母，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改革土地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国有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已见成效，形成了系统的法律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相比之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改革却明显落后于市场的要求，要进一步巩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成果，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合理界定和安排农用土地产权，完善现行农用土地政策，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合理、有效流转，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发展。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深层次矛盾不断涌现，三农问题日益凸现，其症始问题就是农民增收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增收减缓？理性分析，除了市场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的效益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回顾20多年农村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以家庭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分配方式，打破了大锅饭，把农民的懒性从平均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产品量的增加，农产品价格开始走低，农民开始品尝到市场调节的苦果，人们开始注意到，在劳动力的因素解放以后如何让土地的效益解放出来。于是结构调整开始在中国农村成漫卷之势。

然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步履艰难。其实，当人们意识到农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的时候，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就已经走过了一段充满欣喜也充满艰辛的路。顺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走过的历程，有三步清晰可见。第一步是1978年至1984年，这次调整主要是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发展家庭小规模养殖；第二步是1985年至1991年，这次调整主要目标是加速粮食转化，大力发展畜牧、水产，调整步子大，但卖难问题依然突出；第三步是1992年至上世纪末，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益，扩大规模。这次调整农产品供给量得到了较大提高，但农民收入却因农产品价格的低迷而增长迟缓。

农业结构调整难，难就难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素质较低。目前农村的情况，年轻和素质高的外出谋生，老人和素质低的以及脱不开身的在家种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很大程度取决于示范作用，在一个或多个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其成员中没有示范带头的，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调整就停滞不前。现实的选择就是吸收外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调整中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基础。在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如果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自由的，农业的平均利润也会被调整到与工业、商业相类似的水平，这就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农地经营权的社会化、市场化趋势，要求其克服封闭性，逐渐突破社区限制，向更广阔的空间寻求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其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要求其实现使用权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充分保护农民的权益。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空间。我国现行法律，给农地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宪法修正案第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四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里的“土地使用权”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而集体土地使用权则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包括农用土地使用权。这里的“转让”就是流转，即有偿使用。另外，《土地管理法》第63条也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法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耕地，因此农用土地流转应当受下面两个条件的制约：1、流转的土地必须用于农业建设而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即受让农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从也只能从事农业建设的组织和个人。2、只有在法定的特殊条件下，流转的土地才可以用于非农业建设。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实问题及法律、政策问题

农用土地的现状是：一方面许多人弃耕进城打工谋生，大量土地请人代耕或撂荒，另一方面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及外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扩大规模经营需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就为承包土地经营权提供了市场空间，但我国现行法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的空间较窄，限制过多，有些政策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而法律调整又相对滞后。这就给实际工作带来了相当难度和困难。自1985年国家在政策上允许有偿转包土地开始，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便在全国各地农村开展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省份很多地方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了大胆的探索，从实践的情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是依靠行政方式推动。尽管1984年国家已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15年不变，1995年国家又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但各地都通过行政方式进行了多次土地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的需要，以行政推动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更为突出，有些地区不尊重农民意愿随意收回农民承包土地，搞重新发包、出租和集体统一经营，这种行政命令的流转方式造成农村土地承包期不稳定，承包关系频繁变动以及农民土地利用短期行为等问题，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还不完善。目前，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以转包为主，形式比较单一，流转主要在邻里和亲戚之间进行，而且流转的内容简单。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处于自发阶段，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又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难以通过有效的流转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操作程序不规范。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多自发形式，土地流转双方往往贪图方便而不遵循一定的程序以及履行必须的手续，也没有通过流转合同或者契约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私下流转，造成土地承包关系的混乱，土地流转无序进行，导致纠纷越来越多。

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来自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根据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及实践中的做法，我国土地经营权流转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 政策局限：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民，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既不规范，也不系统，更不彻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

首先，农用土地的产权体系不完整，土地产权主体不清。由于土地承包引起的“两权分离”，从土地产权角度看并不完整，也不清晰。土地分别包含哪些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承包经营权如何界定，以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应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产权层次都未明确，甚至在这种土地制度中产权主体也是不清的，不仅有关产权分别属于什么主体无明确说法，就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乡、村还是组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所有权权益如何分配更无法论及。

其次，承包土地的权利是含混和残缺的。承包和经营实属两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在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上非属于同一层次，享有的土地权能也不同，笼统不加分割难以形成明晰的土地产权。严格地说，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是一种在土地上耕作的权利，并非真正意义的地权，除了承包土地的行为权利明确属于农民外，有关转包、租赁、抵押、转让等其他土地权利均未进行设定，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的行为主体是农民还是集体也不明确。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未能按土地物权的属性给予保障。土地承包获得的土地具有物权的特征，但目前却以债权的形式给予保障。土地权利稳含或附属于经济承包关系中，以承包合同的形式表现，当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引起承包关系变化时，土地的承包关系也随之改变，同时，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一种契约关系，隐含于承包关系中的土地权益就与第三方无关，所以，无论怎么强调承包稳定关系不变，只要合同不复存在或出现问题，承包关系、土地权益也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合同双方当事人自己内部的债务纠纷。从法律属性上讲，这样的土地关系是难以稳定的，对土地权益的保障也是不可靠的。

农用土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土地所有权权益不清，使集体经济组织常侵害农民权益，半数农民分不清土地是集体还是国家的，自己的土地权益如何体现，征地补偿经常发生纠纷。承包土地使用权不明确，承包关系又靠经济合同来确定，土地的权利义务和使用时间就随承包合同的变更而改变，随着承包关系的调整而增减，土地承包形成的土地权利无法稳定，也无法把农民承包的土地当作一种财产权来保护。

由于承包土地的权利义务缺失，在保证了土地关系稳定的同时，也使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离不可分”，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于相对少的土地之上，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增收困难。同时，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要素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下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此外，缺失了土地产权权益的生产责任制，虽然起到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作用，但因土地无法转包、出租、流转经营，与土地相联的生产任务使农民象“候鸟”式的随农耕季节在城市与乡间迁徒，以完成承包和打工两种不同的生产和谋任务，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地向二、三产业转移。

（二） 法律滞后。土地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是土地权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对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都是建立在政府供给土地资源的基点之上的，也就是说，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都是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的制度创新，是政府供给土地资源的制度完善，是政府对土地产权的管理，即土地行政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土地产权制度本身的诱致性发育。关于农地经营权流转的问题，《土地管理法》及《土地承包法》远滞后于政策及行政法规、司法解释。1998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同意其关于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严禁擅自将耕地转为非耕地。）1998年10月1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农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86年就制订了《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对转让、转包两种流转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99年重新颁布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定了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四种流转形式。

（三） 限制过严。第一，主体的限制。按《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第15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此可见，农地使用权主要限于本社区内的农民之间，非本社区的个人或组织受让农地使用权作为例外受到严格的限制。第二，流转的前提是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如《农业法》第13条规定：“承包期间，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转包所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滩涂、水面”。农业部1994年12月《关于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转让、入股、抵押，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第三，流转形式较少。就目前有关规定来看，主要限于转包、转让、入股、互换四种形式，如《农业法》第13条，《森林法》第15条等都只规定了以上四种形式，而对于出让、出租、抵押等形式则缺乏应有的规定。

纵观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至少有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和法律上予以完善，以便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规范。一是流转范围的封闭性；二是流转的无契约性；三是流转的无序性；四是主体地位不平等性；五是流转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性；六是流转性质不明确性；七是政府干预过度性；八是补偿机制缺失性；九是流转市场发育滞后性；十是流转机制缺乏法律保障性。只有解决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才能规范各种形式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运行机制，才能使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符合“自愿、依法、有偿”的要求，达到依法维护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农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三、 完善农用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理顺土地经济关系，统筹各方利益，是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关键。必须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按照土地产权构建“三权分离”的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创造性地发挥土地的基础作用和产权制度的优势。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其上可设置承包土地使用权等其他土地权利。集体土地为组、村或乡集体所有，以组拥有所有权为主要形式；土地的处置权由所有权主体行使，可用于开展农业生产、发包、入股、出租等经营活动，并可获取土地所有权收益；所有权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可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所有权益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而取得，每个成员都有均等而不可分割的权益；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除土地交换、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拆、国家征用征购土地时才能发生所有权转移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的一项最主要物权，所有权主体和每个集体的成员平时都享有土地带来的所有权收益，征地时可适当分割土地补偿。

（二） 承包土地使用权：

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土地使用年期为30年或70年，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有获得该权利的优先权，使用权人也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为主，一般以承包或“四荒”拍卖方式取得承包土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可按户均分承包的方式获得使用权，已在第一、二轮承包延包中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应直接界定为取得承包土地使用权；在土地使用年期内，承包土地使用权之上可附设土地经营权等他项权利，土地可由使用权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入股、转包、出租予以他人经营，经土地所有者同意，还可以用于抵押融资，暂不允许转让；承包土地使用权按不动产的特性给予法律保障，一经取得并通过政府土地登记，使用权人和土地权利义务不能再随意改变，必须改变的，当事人要按市场价格向使用权人支付土地财产损失的补偿；承包土地使用权是土地的一项基本物权，取得使用权需支付相应的土地费用或地价、地租，使用权人平时享有利用或经营土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在国家征用土地时还可获得丧失土地使用权的损失补偿。

（三） 土地耕作经营权：

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对土地转包、分包、出租等经营活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农民具有承包、承租的优先权，经本职工作集体经济组织的2/3成员同意后，土地可对外转包、分包、租赁；在不超越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土地耕作经营所涉及的经营费用、经营方式、经营时间、生产任务和责任等均由合同约定，并可随合同改变而改变；土地耕作经营权具有一定的债权属性，取得经营权也需支付相应的土地费用或地租，但经营者主要的收益来自于农业耕作和生产而非土地。经营期内如国家征用土地，经营者有权获得青苗补偿及经营损失补偿。

按现代产权理论构建的农用土地“三权分离式”产权体系，适应了我国土地资源紧缺的国情，满足了今后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为农村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而且从根本上保障了土地使用权，还可以使农民从农产品生产经营真正转变为对土地资产的经营，促进剩余劳动力顺利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根本改观，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完善农用土地产权体系是一项关系农村社会安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工程，是一场关系到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目前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巨大优势已日趋彰显，一旦得以顺利实现，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彻底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村面临的土地问题。